卡巴村的彝族孩子

小曾的马
说了云南,下面说说四川。
四川对于我有特殊意义,这份特殊其它任何地方无法替代。四川于我特殊是因为我的大学生活在那里度过,用我一位同学毕业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中的话是:“我们把青春挥洒在了那里,所以这一生注定和它有了不解的渊源。”二十多年过去,这信中的话我依然记得,可见印象之深刻。
在中国诸省份中,四川无疑是我去过最多的,朋友也最多的。如果你问哪里给我的快乐最多,在哪里喝的酒最多,那也无疑是四川。
我祖籍山东,但我一天没有生活过;我出生在上海,但说实话我和那里的文化格格不入;我上小学和中学都在河北张家口,但是那里没有给我什么深刻印象。因此如果非要找找故乡情节,恐怕四川到有一点。
我懂那里的方言,喜欢那里的文化,更喜欢那里的饮食。去四川不用久,只要超过三天,回北京就会茶饭不香。在我眼里,四川的美食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与同样美味的广东菜比,川菜显得更加亲切、平易。以我的经验,最好的川菜不在馆子里,而在朋友家的餐桌上。几乎所有四川人,都有一二拿手的菜,哪怕是一道泡菜,也能做出与众不同的个性。
四川特别是成都,也是天下最散淡之地。川人在老天以及祖先的双重恩泽下,有散淡的资本。毕竟天府之国的丰饶以及有鬼斧神工的都江堰佑护,让成都平原的川人即使把两步变成三步走,也不会饿到肚皮。
我去其它任何地方出差必是来去匆匆,唯独去成都,至少会拿出一个下午什么也不干,去体会成都独有的闲适。
约一二好友,或到街头茶社,或到哪个寺庙的幽清处,一把竹椅、一壶清茶、几段往事,在漫无边际,毫无主题,更无功利的闲聊中体会人生难得的境界,这是只有在成都才能给我的精神慰济。为了保持这样的纯粹,我甚至很少参与四川人的全民运动麻将和斗地主,而甘愿让稀里哗啦的麻将声不绝于耳。置身于此民粹声音之外,方能体验到距离之美。
当然,四川的景致更不用说了,天下秀的峨眉,天下幽的青城,天下奇的九寨,其实这些在川人眼里简直不算什么。就像北京人很少去故宫、天安门一样,真正会玩的四川人一般不会去这些地方,他们有的是更好玩、更好看的地方消遣。
的确,在四川包括西南地区,随便一座山在我们北方人眼里都是美妙的风景。有时候我会心生妒意,大自然的造化对他们真的过于慷慨了。
四川我也是几乎跑遍了的,在历次经历中最值得记住的是1997年我在大凉山深处的三天徒步旅行。后来,这段经历写成《马班日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现在找出来,略作修改,让大家分享。
《马班日记》(上)
7月6日到8日,我徒步全程采访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的一条马班邮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体验远离现代文明的滋味。
7月6日:万事起头难,到桃子乡就是胜利
在凉山,邮路分为车班、马班、步班。通公路的地区自然由汽车送邮件,不通公路的地方,邮件多的走马班,邮件少的则走步班。
我此次走的马班邮路是从盐源县博大区到左所区(现更名为泸沽湖区),共90公里,一个来回是6天。这是一条季节性马班邮路,去年由于修通了简易公路,因此只有在雨季路断不能通车的几个月才恢复马班。这也是盐源县马班邮路中距离较短、路最好走的一条,但一路既没有电更没有电话。
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我,90公里不过是一两个小时的车路。因此,昨天听说只走90公里,我甚至提议,为了抓紧时间,把3天缩为2天。盐源邮电局的同志头摇得像拨浪鼓:“3天能走下来就不错。”
早上7时30分,凉山州邮电局邮政运营部副主任冷建华、盐源县邮电局副局长谢祖荣、乡邮管理员杨平陪同我从县城出发,驱车前往马班的出发点博大支局。
由于一路塌方和垮山(山体滑坡),40公里走了两个半小时。
在博大支局简陋的营业室,我见到此行采访的主人公———马班邮递员曾启富,一位个子不高、面膛黑红的年轻人。我热情地与他握手,但他有点冷淡。老谢问他今天能否赶到桃子乡,小曾看看表看看我,说了两个字“恼火”。我在四川呆过,知道是“够呛”的意思。
老冷和小杨告诉我,由于沿途人烟稀少,乡邮员每天的投宿点是固定的,赶不到就要在山里露宿。这条路有两个投宿点,第一个就是叫桃子的地方,距离博大42公里。
为了晚上能赶到桃子,老谢决定让车再送我们一段,能送到哪儿算哪儿。我们把几大包邮件先放在车上,让小曾空手骑马赶路,然后在路上会合。
没走多一会儿,遇到垮山(塌方),我们只好等修路人清理。远远地看到小曾牵马走来,我不解地问他为何不骑马,小曾没答复。老谢说:“他心疼马。”
老谢让小曾继续赶路,然后我们去追他。
大约等了1小时,终于可以通车了。在车上,老谢和老冷、小杨小声商量:“要是运气好,干脆直接开到桃子,让冉记者少吃点苦。”可是没等我反对,司机就表示,不存在这样的好运,万一堵在半道,进不去出不来就惨了,明天的邮件都没车拉了。
果然,没多久,前面又发生“垮山”。这时已近12时,天开始下雨,看这情况,老谢只有让车返回。头疼的是小曾已牵马头里走了,我们只有背上百斤的邮件和行李,冒着山雨去赶小曾。老谢和老冷抢先每人背上两个邮袋,小杨背了最重的一个。而给我留下的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行李包。
我本想表示一下也背一个邮袋,但在泥泞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没几步,就没了勇气。于是我出了个自以为聪明的主意,花钱请人背邮件。小杨说附近很难找到人。
我们运气不错,没走多久,前面看到两个彝族老乡,谈判结果老谢嫌要价高,还是决定自己背。
老乡只要30元,为了区区30元,他们甘愿自己吃苦受累,我颇不理解。老冷解释说:“我们州的县邮电局大多数都亏损,经费很紧张,花钱不能不仔细。”
下午2时,我们终于在一个叫卡巴的地方与小曾会合。卡巴是只有10来户人家的彝寨。因为还有近20公里路,我们不敢耽搁,在小曾常歇脚的彝族老乡阿狄家要了点水,吃了点小杨从县城带的饼干,就上路了。
晚上9时,到达桃子。走最后2公里的时候,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坚持住,并有点后悔为自己安排这次采访。当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隐约看见前面一点亮光的时候,我有恍若梦中的感觉。
温暖的火塘、噼噼啪啪燃烧的松明子(彝族用做照明的松枝),在一生中最累的时刻,我走进了夜晚的彝家。有凳子坐的感觉真好,虽然那凳子只是10厘米高的一截树墩。
房东有3张床,我和老冷是客人,各睡一张。老谢小杨挤一张,小曾和房东夫妇及两个孩子只好睡在潮湿得已长出草的地上。
虽然很累,但难以入睡。被褥潮湿得似乎能拧出水,山下是洪水发出的巨大声响,旁边是此起彼伏的鼾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在这样的交响乐中我强迫自己睡去,因为明天还有远路要走。
这一天我们一行只吃了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