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第一次到杭州，是和三两好友去旅行，仅仅为了看西湖。记得那天烈日当头，我走在苏堤上，觉得那是世界上最长的路，没有尽头。喝掉了两大瓶水，出了一身汗，发了无数感叹，西湖确实烙在了心里，至今难忘。后来也去过杭州多次，每次都会到西湖边上吃饭，喝茶，游玩，感觉却有不同，因为并非专门为西湖而来的，只是过客而已。西湖的妩媚和多姿，言语难以形容，好几次，绕着她走，都迷了路，草木茂盛，游人如织，走到哪里都可停下来，都有风景，可观赏，可休憩，中国这么大，但在繁华的都市，有此美景的，也就独杭州一家吧。只是，风景再好，看多了，也总还有一种不满足，为什么呢？直到最近一次去杭州才明白，风景的后面，如果没有人，多少是有一点空洞和寂寥的。
    第一次去杭州，那个城市对我来说是客观的，遥远的。后来几次去，杭州才变得真实起来，因为在这个城市，陆续见到了王彪、盛子潮、洪治纲、夏季风、小雨、吴玄、夏烈等朋友，有了他们，我眼中的杭州，便多了不少人情之美。
    我特别想说说盛子潮。他是浙江文学院长，但早年在我老家福建读书，美丽的厦门大学，金色的沙滩，多情的棕榈树，他读书的故事，我每次去厦门，见到他的同学、老师，都间或会谈论起。子潮这些年已经很少去福建，但我却几乎每年都到杭州，因了这点因缘，每次见到他，总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子潮是热心人，重情义，他的身边，聚拢着杭州的文气。尤其是浙江的青年作家，得他帮助者很多，他们私下，都对子潮存着感念，这我不止一次亲耳听他们说起。后来知道子潮开了一个书吧，叫“纯真年代”，好多作家的书，都签了名放那里供读者阅读。有一天，子潮给我电话，要我也备几本签名书，放在书吧里，扉页就写上“我与纯真年代”。当时我心里想，理论书看的人寥寥，子潮给我电话，大约是出于礼貌吧。没想到，不久后，我去“纯真年代”，真的在书架上见到了自己的书，那一刻，我有一点感动，不是为自己的书，而是为子潮的认真。
    那回去“纯真年代”，是一次活动的结尾，很多人去了，楼上楼下，坐满了熟识的面孔，热闹，快乐，轻松而自由，喝掉了很多啤酒，有几个，走的时候已经颇有醉意了，可出了门老远，还一直回头，一种恋恋不舍的样子。后来我还去过几次“纯真年代”，泡书吧的人，无论多还是少，氛围却一样，清雅，自在，有书卷气，但不妨碍各种性情的抒发，所谓“纯真年代”，说的就是一种性情吧。现代人伪装太多，难以真实地敞露自己，很大的原因，就是缺乏抒发性情的地方。在城市里要找到可以寄情的山水，怕是难的，文人雅集也少了风雅的内涵，这个时候，若有一个地方能够会朋友，闲聊，发呆，大笑，就是幸事了。
    “纯真年代”大约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并不在繁华闹市，地方也不算大，可近七年坚持下来，至少在文学界，是杭州的一个符号了。广州就缺这种地方，有的时候，为了和几个朋友相聚，费许多周折，人还到不齐，总有人找不到地方，困在路上，不断电话来电话去，等到人到齐时，情绪也已稀释得差不多了。记得有一次，宗仁发先生来广州，为了找个喝茶聊天的地方，我带他在街上转了三四个地方，都说是客满了，真是狼狈。广州吃饭的地方多，文人间相聚，多半是吃完就作鸟兽散，没有那种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的根据地。杭州的文学朋友们，大概是没有这个烦恼的，他们只要一说“纯真年代”见，顶多半小时，人就全来了。有一次见吴玄、夏烈和海飞等人，就是这样，我坐下之后，子潮才给他们打电话，可我一杯茶还没喝完，吴玄等人的笑声已经在门口了。
    “纯真年代”是书吧，聚集的，自然多是读书人。书架上摆的书的作者，多是来过书吧的客人，墙上挂的书法，也是子潮的朋友所写，来的人，互相打着招呼，这中间洋溢出来的亲热，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子潮既是主人，也是友人的中枢，他除了招呼大家，更多的时候，是坐在朋友中间，喝着啤酒，那份自得和惬意，旁人大概是想象不出来的。子潮的夫人，是书吧的主要张罗者，漂亮，能干，即便再忙，脸上也总是荡漾着笑容。
    子潮两夫妇，有着默契，多数时间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但当我们起身离开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把我们送出书吧的门。有一次，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坐的车正在远去，远远望着他们还站在路边的身影，我终于明白，一个赚不了什么钱的书吧，能在他们手中经营这么多年，它不仅是为文人相聚创造了一个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子潮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心灵可以安歇的地方——他似乎已经习惯了有朋自远方来的生活。读书，喝酒，聊天，不亦乐乎，这看似平常的生活，如今成了许多人难以企及的理想，子潮拥有这种生活，并实践着这份理想，他真是要感激这个书吧的。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记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