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问您认为八零后作家有什么样的特点？
    谢有顺：其实就我的文学理念而言，用代际、年龄来划分作家群，这本身是很不科学的，也是批评界思想懒惰的象征。在文学面前，时间是平等的，它的差距只会出现在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之间。因此，八零后作家的整体面貌，并不像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清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个体之间的差异其实也是很大的。早成名的韩寒、张悦然等人，和蒋方舟这样的更年轻的作家比起来，他们的相异处肯定比相似处要多得多。即便是在对待抄袭这样的问题上，张悦然和郭敬明之间，在立场上不也是针锋相对么？可见，重视八零后的差异性研究，有时比他们的共同性研究显得更为迫切。
    当然，生活在差不多相同的时代里，出现写作和精神趣味上的一些共同特征，也是可能的。在我看来，八零后作家，普遍实现了和传统文学观念之间的断裂，也就是说，他们获得文学滋养的主要渠道，确实是从上一代人那种对经典的认真阅读变成了向一个更加多元的信息社会全面开放，甚至他们的出场方式都是不同的——以前的作家多半是先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再谋求出版的，如今，他们普遍是直接和出版社或书商打交道，而越过了文学期刊这一环节，这就意味着文化消费的力量在更加显著地影响这些作家的写作。而从文学的情怀上看，八零后作家更加个人、更加自我，他们的经验也是更加碎片化的，因此，他们对一些片段、语词的精致性的迷恋，常常超过对讲述一个完美故事的迷恋。他们身上，传统的重担更少，反映在写作上，他们也更加无所顾忌。
    记者：八零后作家成功加入作协，您认为这样会不会对他们写作的活力有什么影响？
    谢有顺：我想，对于一个清醒的作家来说，这样一种无关紧要的入会仪式，不会对他的写作活力产生丝毫的影响。作家协会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对于在作协机关上班的人，或许这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单位，但对于一个不供职于作家协会、也不拿作家协会工资的作家来说，作家协会不可能对他的写作施加任何的影响。写作说到底是个人的事，文学机构已不再拥有过去年代那种权力——足以左右作家写作自由的权力，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内心是不是真正有力量。德国的理论家本雅明说，“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我想，真正的作家，任何时候都应该具有一颗孤独的心。
    记者：八零后作家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成长经历对他们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谢有顺：每个人的写作都将烙上他的成长印记，八零后也不例外。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少年记忆，对一个人的写作边界和写作方式的确立，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可能会塑造出一颗与众不同的心灵，这当然会影响一个人的写作。而据我观察，八零后作家的作品，在刻画自我、书写个人经验的时候，往往很有个性，甚至入骨三分，但在书写更为广大的现实生活，或者在处理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上，他们把握得就不如以往那些作家那么精微和娴熟，这点，会不会是和他们的独生子女经历有关？——我不敢肯定。总之，文学写作是一种关乎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的事业，我个人不太愿意从外面去寻找作家写作成功的原因，我觉得，真正的写作秘密，其实一直潜藏于作家那幽深的内心里。

答《光明日报》付小悦

    记者：如果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看作一幅地图的话，您如何评价近年间青年文学在这副地图中所处的位置及发挥的作用？
    谢有顺：青年文学肯定是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国作家普遍面临一个“中年困境”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在他的青年时期写成的，相反，一旦成名并进入中年之后，那些成名作家的创造力反而衰退了。现在的状况尤其如此。很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度过了富有创造精神的青年时期之后，现在进入了平稳的时期，他们的写作中，真正能令人激动的东西已经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青年作家的写作抱以很高的期待，因为他们身上还有压抑不住的创造热情，还有打破旧格局、探索新世界的渴望，他们还没有凝固，还在变化，还在前行，因此，他们的作品或许在图书市场的份额是有限的，但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们的身上，可能蕴含着比前辈作家更为丰富的文学可能性，而新的可能性的展开，正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富有活力的象征。
    记者：你觉得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有何局限，你对他们有什么希望？
    谢有顺：说到他们的局限，我想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写作抱负。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太低，满足于一些小名小利，理想性精神正在丧失，更无法自觉地和一个更广大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谱系对话。用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话说，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二是缺乏写作耐心。很多的作品写得粗糙、浮浅、人云亦云，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很多作家对写作失去了耐心。尤其是青年作家，多数人都希望一夜成名，而难以沉潜下来郑重地对待自己的写作——这种写作心态的慌乱与浮躁，往往导致一些青年作家在写作中自乱阵脚，随波逐流者多，有创新精神、探索意识的人越来越少。三是缺乏写作的专业精神。现在的青年作家普遍沉浸于一己之私，对自己身外的生活不以专业的态度、实证的精神去研究它、调查它，这样，他的写作就匮乏坚实的物质肌理和常识基础，从而也就缺乏说服力。没有专业精神的写作，常常把各种不同的生活写成同一种面貌，这也是当下的文学为何显得千人一面的致命原因之一。
    因此，我希望青年作家的作品，在以下两个方面能做得更好：一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必须具有活跃的感知，同时对生活细节的描摹能准确、真实、合乎情理；二是对写作要有生命的投入和自我的觉悟，也就是说，作品的后面要有人，要有广大的心，要有精神的挣扎和超越，这是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摇动的价值向度。

答《南国都市报》王亦晴

    记者：你博客里写，“卫慧、棉棉等人淡出公众的视野，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其个人的原因。比如，《上海宝贝》之后，卫慧失去了在母语国家出场的机会，这就迫使她在国际上寻求发表和出版的空间……”卫慧的《上海宝贝》被禁，但现在又出版了《狗爸爸》，还去北京电影学院读硕士，准备做一名“电影小亨”（卫慧语）。不是吗？
    谢有顺：每个人的写作都有属于他（她）的最好的时期，卫慧在她最具写作热情和上升潜力的时期，中断了多年在母语国家出场的机会，这对一个作家所造成的影响，决不是后来的“复出”可以轻易弥补的。因此，卫慧要恢复到最好的写作状态，估计还需假以时日。她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很多人对她依然存着期待。
    记者：卫慧的《狗爸爸》，之前曾说是“封笔作"”，后来又推翻，如此反复……到底是封还是不封啊？一个作家，如果是拿封笔来炒作，好象……
    谢有顺：我不关心这些。现在的出版界和媒体界，似乎太在意作家本人说什么了，或许这也是消费时代的一个特征吧——赋予在作品表面的意义符号总是比作品本身更受关注。其实，我知道很多作家在写作时都是矛盾的，他们在写完一部作品之后就想从此放弃写作，有这样的想法人其实并不在少数。表示自己要封笔的作家，后来又重新开始写作，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写作的诱惑有时实在是太大了。我无法判断卫慧的封笔一说是出自真心，还是出自一种出版策略，这些对我而言，并不重要。真正清醒的读者，永远是面对作家和作品本身的，而不是面对那些无穷无尽的说法。
    记者：在卫慧之前，很多作家，包括马原也是，小说写不下去，就不写了，改去做编剧导演什么的。这算不算李师江说的“歇菜”了？在你看来，这是好事吗？你是出于文学评论家，还是朋友的身份这样认为的？
    谢有顺：这谈不上是好事还是坏事。一个作家，无法再继续一种自己一度热爱的写作，这对他本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残酷的。有些人能把写作变成一生的事业，有些人则只能写一段时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作命运，这其实是无奈的事，多少有点宿命的意味。假如在写作以外，作家能找到更适合他做的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写作并不是唯一的事业。停顿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写作的事，文学史上也常有发生。写作的恩惠对每一个人并不是平等的。有些人，天生适合写作；有些人，则用一生的等待也未必能得到写作恩惠的照耀。
    记者：“周洁茹刚出道时，确实是才华横溢的。”我也这么认为。但她为什么也出国？什么时候出去的？
    谢有顺：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2000或2001年左右出去的吧。
    记者：像卫慧、周洁茹这样的你曾经看好的作家，现在渐渐淡出，有没有遗憾的感觉？
    谢有顺：生活是遗憾的艺术，文学更是。并非每个人都会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到终点，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文学的终极目标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好吗？假如她们能够在现在这种生活中找到快乐和幸福，失去写作也并不什么遗憾的事情。生活永远比写作更伟大。

答《珠江时报》朱佳发

这些年成就最大的可能是诗歌

——访中山大学教授、博导，文学批评家谢有顺

朱佳发

　　今年是中国新诗诞生9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对当代诗歌进行理性梳理和审视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事。2007年6月16日—17日，《诗歌与人》与佛山传媒集团举办首届“诗歌与人·诗歌节”，启动《1917—2007，中国新诗漂流书》飘流仪式，举行“我们的忧患：当代诗歌的问题”论坛与“广东诗歌现象”研讨。其间，笔者抽空专访了此次活动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者，“我们的忧患：当代诗歌的问题”论坛主持人，中山大学教授、博导，文学批评家谢有顺。

广东诗歌：具有发端性的意义

　　自1999年那场著名的诗坛“盘峰论争”以来，文学批评家谢有顺的名字就与中国当代诗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最近，谢有顺分别为《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选》和《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作序，并主持了《出生地》一书的研讨会。因此，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先从广东诗歌谈起。
　　谢有顺说，广东是全国诗歌写作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诗人多，诗歌出版物多（包括民间诗刊和个人诗集），诗歌活动多，再加上像《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比较关注诗歌，这些都共同构成了广东良好的诗歌气场。同时，广东诗歌在全国范围内有自己醒目的亮点，比如，黄礼孩主编的被誉为“中国第一民刊”的《诗歌与人》杂志，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以及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打工诗歌”现象，这些文化符号和诗歌事件，在中国诗歌界都具有某种发端性、标志性的意义。一个地方的诗歌气场，必定影响一个地方的诗歌创造力，因为一个诗人的写作，离不开某种地气的滋养。广东的地气就滋养了很多诗人。广东的文学声音在中国并不响亮，但诗歌是一个例外，至少，她的整体质量相当不错，所以赢得了很多关注的目光。广东虽然还没有诞生在中国有更大影响力的重要诗人，但广东庞大的诗歌群体、广东诗歌的生态以及广东诗歌独有的话语面貌，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谢有顺强调，广东诗歌中那些具有发端性意义的事件，值得特别关注，它告诉我们，广东诗人要发出更响亮的声音，除了坚持一种创造性的写作以外，他还要更有力地介入当下诗歌现场——诗歌书写一己之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诗人要开始学习面对这个广阔、纷乱的世界。

当代诗歌：艺术成就超过小说、散文

　　相对而言，诞生不足百年的现代诗歌还处于成长期。因之，人们对当下诗歌的立场和看法有着近乎极端的两面：一方面是从事和关注诗歌者眼中的繁荣和内心的自信；另一方面是部分人对诗歌的消极和误解。那么，与小说、散文的繁华相比，沉寂的诗歌究竟已经走到哪一步了？谢有顺掷地有声地说：这几年来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可能就是诗歌。
　　谢有顺认为，近十几年来，小说、散文的数量尽管很大，但艺术上的探索和进步并不明显。以小说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小说有一段时期一直扮演着探索者和先行者的角色，每一次新的写作潮流发生，都会有一批年轻作家起来，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寻找新的话语路径，和一种陈旧的艺术图景作斗争，所以，那个时期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很多。但是，进入９０年代之后，艺术方面的探索面临着一个明显的停顿，随着消费文化和商业主义的兴盛，小说写作越来越受市场和印数的支配，多数的小说家都变成了故事的奴隶，他们把小说写作简化为讲述一个好看的故事，于是，欲望、身体、私人生活成了这一时期的小说主题词，艺术上了无新意，但在话语的放浪上却越来越大胆，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这种一味投合读者的写作趣味的转变，损害了小说的精神内核，它看起来使小说变得热闹了，其根本却是取消了小说的艺术难度。散文就更加陈旧了。尤其是余秋雨走红之后，文化大散文的肤浅模仿者现在还充斥着散文界。相比之下，诗歌保持了更多独立、坚定的艺术姿态。与20世纪80年代比起来，今天的诗歌成就有明显的进步：一是诗人们的写作更加成熟、沉着了，二是诗歌的艺术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三是有创造精神的新诗人不断崛起——今天的小说界，影响最大的依然是８０年代成名的那些人，如王蒙、余华、莫言、贾平凹等人，但诗歌界不同，今天在诗坛活跃的，除了８０年代成名的西川、于坚等人，还有不少９０年代后成名的诗人，也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像“８０后”诗人郑小琼的很多诗作，都是相当有力量的。这些年来，诗歌在艺术上一直前行，没有停顿。

难度写作：要做洪流下的石头

　　谈到在一些诗人中，诗歌的写作难度正在消失的问题，谢有顺说，当今诗坛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具有金子般质地的作品确实不多。尤其是网络普及之后，它一方面使诗歌的传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另一方面也使诗歌写作的门槛被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现在只要是会打字的人，都可以把分行的大白话当作诗，贴在论坛或自己的博客里，供人家欣赏或评论。写作难度的消失，确实助长了很多诗歌写作者的自我幻觉。事实上，诗歌是最精炼的语言艺术，它的写作难度也是最高的，所以，诗歌一直处于文学结构的金字塔尖的位置，是“文学的王冠”。如果一个诗人没有才华和创造力，是不可能进行一种真正的诗歌写作的。我现在读唐诗宋词，觉得在那么简短的篇幅里能有那么精美、深邃的表达，这确实是一个语言奇迹。但二十世纪进行白话文运动以后，诗歌一度只强调直白的表达，而忘记了语言背后的心灵跋涉，这就为一种写作难度的消失提供了借口。此外，诗人自身的游戏精神所导致的艺术上的松懈，也是诗歌写作日益浅薄化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谢有顺认为，诗歌界依然有很多人抱着严肃、探索、坚定的信念在写作。遗憾的是，一些好诗往往难以进入大众的视野，或者说，大众缺乏读诗的心情了。那些真正有语言质量和精神质量的作品，隐藏在众多出版物之间，少有人有耐心去寻找或阅读。正如洪水来时，人们首先看到的总是水面上的垃圾和泡沫，水下那些沉潜的石头，只有等洪流过后才会浮现出来。坚持一种有难度的诗歌写作，就是要求诗人不要成为洪流表面的泡沫，而要做洪流下的石头，一直坚定地伫立在时代的底部。

诗歌信念：倾听内心声音的一群人不会消失

　
　　像黄礼孩多年来一直倾其所有、持续出版“中国第一民刊”《诗歌与人》一样，诗歌界坚持办民刊和诗歌活动的人特别多。谢有顺说，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在其他文学门类中不太能见到。他们能够这样一直走下去，靠的是一种可贵的诗歌信念。现在的小说是越来越世俗了，小说家们在一起，谈的多半是版税和印数，他们几乎不再为任何文学问题发生争论，更谈不上为同行服务了。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境遇和命运有着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不了解诗歌的人，会认为诗歌已经边缘化了，已经退出公众的日常生活了；但在另外一些热爱诗歌的人那里，诗歌之于他们，依然有着宗教般的力量。之所以会出现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跟今天时代语境的变化有关。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时代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好了，很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物质和情欲上面，而从未想过，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了诗歌，那些微妙、复杂的个人感受如何表达？那些优美、典雅的语言如何传承？尽管这个时代崇尚物质，但听从内心的声音、守护语言和艺术尊严的人不会消失，这些人，任何时候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因为一个时代如果连这点精神骄傲的表情都没有了，那是令人绝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