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方周末》2008年2月14日

一切的问题都是写作者自身的问题

            ——答《南方周末》记者夏榆

    记者：请描述2007年你视野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潮流和态势。
　　谢有顺：在中国，长篇小说繁盛好些年了。它的繁盛，表明一个靠中篇或短篇成名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并非好事。短篇主要是写语言，中篇主要靠小说结构和故事冲突，而长篇呢，它的核心词是人物的命运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小说家还普遍缺乏对人物命运的深切感受，很多人只是满足于编故事而已，真正能写好长篇小说的人，很少。短篇小说的衰微是很可惜的，它意味着那些渺小的经验、断片式的视角正在遭受忽略、剿杀，尤其是在消费文化的怂恿下，一种空洞、盲目的尚大之风正在小说界蔓延，是个作家，就在写长篇小说，写作简直成了字数和印数的竞赛。故事要好看，场面要壮大，经验要公众化，要出书，要配合媒体的宣传——所有这些“时代”性的呼声，都是有利于长篇小说生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长篇小说的粗糙和泛滥。
　　2007年，这种状况还在持续。只是，我察觉到，有一些作家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他们对盲目加入一种时代性的合唱越来越警惕，对那种心灵孤岛式的私人写作，也有了一种挣脱的愿望，这种隐秘的变化，我把它概括为是从“闺房写作”到“旷野写作”的一种精神流转。闺房写作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呢，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里生活，他还在大地上行走，需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中国作家经过多年闺房生活的写作训练之后，现在或许到了重申旷野写作的价值的时候了；正如中国文学经过多年的“怎么写”的探索之后，“写什么”的问题近年又被重新提出来一样。从闺房写作到旷野写作的精神位移，其实是要中国作家反思：除了写身体的悲欢，我还关注灵魂的衰退吗？除了写私人经验，我还注视“他人的痛苦”吗？除了写欲望的细节，我还承认存在着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吗？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家，在一己之私之外，还需要看到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假如没有这种健全的精神视野，他写出的小说终归是残缺的。写作气息上的这种变化，正在强有力地影响着2007年度长篇小说的写作。
　　记者：哪些作家的表现是你认可的，哪些作品是你看重的？理由是什么？
　　谢有顺：很多名作家的新作，其实了无新意，他们不过是凭一种惯性在写而已。惯性使作家的创造性日益衰败。也有例外，像杨显惠、筱敏这种比较边缘的成名作家，在2007年都发表和出版了很有历史感的作品，而如何处置真实的历史，是最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写作家底的。相比之下，我更留意年轻一代的写作，他们身上或许生长着更多可能性。比如《发生在浦之上》，北北在小地方与大历史之间、在多种文体之间那种奔放的自由感，让人觉得好小说应该是野的，自在的；比如《道德颂》，盛可以用她的冷静和锋利，写出了道德和欲望在现代人身上的复杂境遇，强悍而有力；比如《风声》，麦家向我们证明，一种肯定性的写作，在今天依然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中国小说以否定性的写法写了多年卑微的人生，如何重新塑造一种英雄人格、肯定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庄严人生，这是一个新的写作课题；还有，《福寿春》（李师江）里生机勃勃的语言才华，《间歇性发作》（王棵）对于精神疑难的持续追问，《博情书》（鲁敏）里的个人感慨和抒情风格，以及《少年巴比伦》（路内）里的青春叙事、《姐妹》（吴尔芬）里的理想情怀，都值得我们重视。只是，我的阅读有限，无法提出更多的作品名单，但这些作品，体现出了一般青年作家不多见的耐心和从容；这些作家日渐走向沉着和宽广，可能正是中国小说的希望之所在。
    记者：2007年度出现的长篇小说,比如王朔的《我的千岁寒》《与我们的女儿谈话》、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张炜的《刺猬之歌》、格非的《山河入梦》、迟莉的《所以》、阎真的《因为女人》，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李佩甫的《等等灵魂》，林白的《致一九七五》，贾平凹的《高兴》，这些作家的作品你怎么评价？
　　谢有顺：我感觉大多数作品都保持着基本水准，但这一代作家，写作多年了，都需要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出发的问题。无论他们沉潜于历史（王安忆、格非、林白），还是强力地介入现实（刘震云、李佩甫、贾平凹），写法都不会失水准，只是，他们需要警惕一种历史总体性对自己的暗示，也要警惕一种把现实问题简化和幽默化的趋势。面对历史，有时需要作家出示一种笨拙的实证精神，光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不行的，这点，王安忆、格非、林白显然意识到了，所以他们都想还原一段历史，试图把历史叙事具体化、精确化，但是，务实有时也会使叙事失之琐碎和呆滞，在虚实之间，作家要获得一种巨大的平衡能力是不容易的。面对现实呢，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跑去调查、了解拾垃圾者的生活，愿意花笨工夫去寻找新的写作材料，这值得敬佩，作家能多走出书斋总是好事。但中国的现实是多变的，错乱的，焦灼的，如何写出其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单一的视角显然是不够用了。可是，我发现，当一些作家无法写出现实的复杂性时，往往都会通过一种幽默的方式来简化这种现实——这样的写作路径，在当下非常普遍。有一些现实性的作品，实在是太幽默了，但幽默的下面，可能掩盖了许多沉重的问题。简化和幽默，有时也是一种逃避。说句实话，我认为中国社会现在真的是一点都不幽默，它在精神匮乏方面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作家无视这些是难以赢得尊敬的。因此，我本能地拒斥一切过于幽默而简单的东西，我认为它和中国现实的沉重是不相称的。
　　记者：2007年的文学表现有你不满意或者遗憾的地方吗？
　　谢有顺：那就太多了。这些遗憾归结起来，可以用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没有信念，就无法诞生一种贵重的人格，甚至无法逃避哪怕是渺小利益的袭击，这很可悲。而我是越来越看重写作者的人格力量的。一切的写作问题，其实都是写作者自身的问题；在一个破败的人身上，是无法建立起任何值得信任的写作的。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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