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文艺报》韩晓雪

    问：有人将批评分为学院派批评、媒体批评和作协派批评，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谢有顺：这样的说法过于简陋了。批评是心的事业，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批评；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批评。能够被归类的批评，一定不是最好的批评。本质上说，批评无关一个人的身份和职业，而只跟他的智慧、心和对美的感悟力有关。那些试图把批评归类的说法，看似描述出了批评界的某些现状，其实恰恰抹杀了批评家之间那些细微而根本的差异。
    问：您以前在媒体工作，后又到作协系统，现又转到高校工作，使您的批评工作有什么变化吗？您认为各种批评有何侧重点，各具有什么优势和局限？
    谢有顺：职业的变化，会带来一些时间和心境上的变化，但对我来说，写作的核心精神并没有改变。在媒体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制造话题；在作协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迁就太多的人情；在高校工作的时候，我没有使自己的文字失去生气和活力——这是消极方面的自我警惕。在积极意义上说，我的批评目标一直是渴望既能准确地解析对象，又能在和对象的交流中阐释出自己内心的图像。批评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回到内心，不断地追问自己：这话真实吗？你说的真的是你所想的吗？要给自己设定最低限度的批评边界。
    问：如何使文学批评形成合力，以促进文学发展？
    谢有顺：要使批评重新获得力量，并能介入文学发展的进程，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发扬批评的专业精神。既然是批评文学，批评的人就得懂文学，得以文学的情怀来评价文学。现在的批评文章中，文学之外的言说太多了。何谓批评的专业精神？我认为，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是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二是在批评写作中要取谦卑和对话的态度。批评家在发力批判的时候，也得多学习肯定、张扬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品。批判、摧毁不是批评的终极目的，批评的终极目的是要让更多优秀的作家在你身边站立起来。我们在提倡批评家的批判勇气的同时，不可忘记，谦卑和对话、敬畏和宽恕也是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另一种重要品质。

答《南国都市报》

    问：您对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和韩少功本人有何评价？
    谢有顺：韩少功是一个智者。他有自己的世界观，也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在中国当代，像他这样一直坚持思想探索、质询现有话语秩序的作家，太少了。多数的作家，都在惯性里写作，而韩少功的怀疑精神，使他在文学写作上越走越远。他是独立的，或者说，他三十年的写作史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小小的文学史。
    如果存在一种跨文体写作的话，他的文字，是一个最好的范本。《山南水北》很难说是小说还是散文，但包含了韩少功很多新的想法。确实，文体的边界是后人划分、有意制造的。最初的文学，往往都是跨文体的，像《论语》、《圣经》，既有小说的叙事，也有散文的抒情、论文的思辩，文体上是混杂的，这其实正是对我们日常说话的最好的模仿。韩少功长于思索，但又能用很好的感性经验和细节描写来解析自己的思想，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其实《山南水北》并不是写一个封闭的乡村，作者是写乡土在全球化进程中被打开之后所面临的困惑、冲击。里面的篇章，看起来是一些闲笔，但体现了韩少功对当代社会的诸多追问。我特别珍惜这本书中那些活生生的经验和感受。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苍白、虚假、远离本心的写作时代，韩少功的写作和生存方式，有效地反抗了这种虚假和麻木。

答《深圳商报》

    问：你怎么看中国文化的现状，对当下盛行的文化实用主义有何评价？
    谢有顺：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文化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人生里面，一直扮演着类似于宗教一样的使命。中国人的生命和性情的展开，往往和中国的文学、文化相关。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给儿女取名字，给街道、楼房取名字，都很讲究，常常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找寻灵感，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人生几乎都纳入了传统文化之中，并与其融为一体了。可是，经过二十世纪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和摧毁之后，中国传统以来的文化人生、士人传统，几乎都已断绝。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层面，普遍失去了文化理想。文化实用主义潮流的崛起，和这种文化理想的失落，是密切相关的。在文化理想消失的地方，实用主义就必将大行其道。
    所谓的文化实用主义，说的就是文化的价值指向已经丧失了超越精神，也不再被视为是提升自身修养的一门学问，它的所有的意义实现，似乎都是为了服务于现世的、世俗的生存目的。比如读书仅仅是为了拿学位、找工作，却不再追问读书人自身的人格塑造，而日常的文化消费，也以生活和工作的实用目的为最终旨归——它看起来合乎情理，其实，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文化危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的意思是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修身养性而读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人格塑造而研究学问，可现在的学者呢，是为了别人而读书和研究学问，这是完全不同的。现代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在为自己内心的需要、为自己人格塑造的需要而读书的？太少了。多数的时候，我们读书，仅仅是为了应付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困难。
    因此，这种文化实用主义的盛行，将会使我们的心灵变得庸常，无法在精神上飞升起来。我们正在成为工作的机器，可能在工作上是很有效率的，但我们在人格、心灵上的光辉却日益黯淡。
    必须看到，一种有质量的人生，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它还需活出一颗优雅的心灵。而优雅的心灵从哪里来？只能在践行一种文化理想的过程中产生出来。文化除了实用这一面之外，还有非实用的这一面——非实用的这一面，就是关乎自身心灵建设的。毕竟，我们这个民族光生产财富和物质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向人类贡献更多伟大的心灵——而伟大的心灵只能出现在一个有文化理想的民族之中。因此，在这个消费社会，在物质主义思潮日益一统天下的今天，警惕过度的文化实用主义潮流，重新张扬一种文化的理想精神，重新召唤一种心灵的责任，就显得尤为必要。

答《文学报》

    问：你是第一次参加作代会么？
    谢有顺：对，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很热闹，同时也令人警醒——中国文坛活跃着这么多作家，假若你不能写出过硬的作品，被人遗忘是必然的。
    问：最近有什么创作？或者关心哪些文坛的话题？
    谢有顺：最近在整理一部文学演讲集，书名叫《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初出版。同时，手头还在写另外两本专著，一本是散文理论专著《中国散文二十讲》，一本是小说理论专著《小说的正统》。我借此机会整理一下我这些年来对小说和散文的发展可能性的看法。
    至于文坛的话题，目前很多，很喧嚣。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重申一种灵魂叙事。当代文学沉迷于欲望和经验之中难以自拔已经很久了，今天有必要重新强调一种精神的维度、灵魂的视野。文学不仅要写绝望，也要写希望；不仅要写恶，也要写善；不仅要写怀疑，也要写确信；不仅要写否定，也要写肯定。如果没有后者这一维度，作家的精神就是残缺的。鲁迅正是因为对世界还怀着爱和希望，他笔下的绝望才显得有力量；曹雪芹正是因为存着爱情知己的理想，他笔下的幻灭和悲剧才那么令人心碎。因此，文学不是仅仅写一点隐私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写一种光明磊落的隐私。这话是木心说的，我以为很好。说到底，文学是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叙事，必须书写灵魂的消息，因为只有从灵魂里来的，才能感动另一个灵魂。这也是当代文学能否走出日益肤浅的困局的关键所在。

答《了望东方周刊》

    问：您对作者蒋方舟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您觉得她与同年龄的孩子区别大么？在她身上，是不是带有了十几岁的这代孩子比较明显的特征？
    谢有顺：上个月，我还在深圳见到了蒋方舟，她已经在上高中。这次见她，觉得她成熟了很多。多年前我见她时，她还在读初一，看起来非常腼腆，有点怯生生的，但现在不同了，她已经长大，已经知道该如何独自面对世界和人群，再也不需要躲在妈妈的身后张望世界了。她和其他孩子的区别并不在外面，而是在她那压抑不住的聪慧和语言才华上。她依然有幼嫩和纯真的一面，但她的内心世界一定比一般的孩子丰富，因为她看世界的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该往哪方面用力，这从她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这点上可以看出来。她不会为了写作，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放弃学校的学习，这点很不容易。由此也可见出，她实在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问：蒋方舟的文章给您印象最深的有什么地方？您觉得文章表达出的和她生活中的本人基本一致么？
    谢有顺：她有幽默的天赋，敢于面对自身的真实经验，并且在语言表达上干净利落，这都是她的长处。她还这么小，已经具备了运用语言表达经验的独特能力，这就是写作才华，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她文章中所表达的，未必和她的生活完全一致。其实，她和同龄的孩子所写的东西，不在于素材的不同，而在于她观察这些生活的角度不同，在于她理解生活的方式不同。
    问：您对身边一些90年代出生的孩子有什么感觉，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谢有顺：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从某个角度说，还没有真正登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还处在被呵护、被教育的阶段。但这代孩子，由于资讯的多元对他们的影响，早熟是普遍的，同时，他们和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的对抗不像前面的孩子那样尖锐，他们从一开始，就乐意成为消费社会、技术时代的宠儿——这究竟是时代的幸还是不幸，要留待时间来证明。
    问：因为跟上代人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价值观，您认为这些孩子在未来会在哪些方面改变中国社会？对此，您的态度是否乐观？
    谢有顺：我作不了这样的判断。但我想，整个二十世纪以来，都推崇技术和革命，一味盲目地反传统，到这一代孩子身上，这些恶果估计会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来。假如技术决断了一切，假如电脑和游戏占据了孩子们的主要时间，假如一个民族的传统不能被理性地、建设性地重新发现，新一代走向浅薄和无知是必然的。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怎样走过来的，又怎能奢望他们将民族带到一个光明的地方？但目前这代孩子所面对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氛围，都蕴含着很大的危机。话语体制过于单一，自由表达的习惯不被尊崇，古代典籍和当代生活彻底断裂，加上年轻学子们只喜欢漫画、电视和电子游戏，普遍疏离国文，厌倦写作，以致一度以优美、精深著称的汉语，传到今天的国人手中，也已失去了先前的光彩。而优雅汉语设若失传，其他的文明传统就更是显得危机重重了。所以，我对这代孩子的成长并不感到乐观。如果没有一个更整体的思想变化和教育改革，中国要耽误的孩子恐怕将不止一代。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只是，大家面对这种局面都有点束手无策——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不可忽视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