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静的写作，似乎正是对智慧、趣味和爱的一种体认。这一点，也可以从她为何推崇王小波和龙应台这两个人的写作上看出。她认为王小波“留给我们的遗产，里面包含了他卓然独立的智慧和幽默，以及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12]，她指出，“龙应台以播散力最强的明澈有力的声音，毫不含糊地和台湾民众一起分担过专制的痛苦，也与他们相伴着探求过通往自由与文明的道路”，而这是“最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之一[13]。王小波和龙应台这两人，都是在话语实践上，自觉地与尽可能多的读者分享自身的写作成果的作家。他们的智慧，一个通过幽默和自嘲，一个通过清晰和准确，很好地完成了与大众的交流，因此，他们不仅是作家，也称得上是公共知识分子。
    李静在思索和表达的时候，其实也活跃着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这种情怀，扩展了她的批评视野，也接通了她内心那条关怀现实、面对此在的血管。她坦言，“对我来说，相对于龙应台在她的那些集子里说了些什么，我更关心她是怎么说的，她为什么这样说？在言论不自由的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进行社会关怀时，可能有两种言论方式会妨碍其实现目的：一是言论的烈度越出了出版检查所允许的范围；一是该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太过艰涩，难以为广大的受众所理解。前者的结果是某种声音难以出笼，后者的结果是某些好话说了也没人听。无论是哪种情形，他的批判性话语都未能有效地进入公共领域，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事。”[14]——由此可见，李静并不像别的作家或批评家那样，为自己的写作预先就设定一条狭窄的边界；她渴望文学突破幽闭的世界，被更多人的所倾听。她的文体自觉，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拆除一切影响倾听的话语障碍。
    于是，她一再地呼吁，通过承认“智慧”、“有趣”和“对话”这样一些文学价值的正当性，“将严肃文学从孤独的咒语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其更为“强大的共享可能”。[15]这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关于文学的读者、影响力和价值关怀的边界等疑问，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回归现实的焦虑，让一些人担心文学会重新陷入社会工具论的泥淖；而过度张扬个人独语，又让另一些人觉得文学是否将缩减成个人渺小的舞台。争论总是在这个两难之间徘徊。有意思的是，李静早已从这种两极思维中悄悄出走：

 

    一部作品如果只复制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意义世界，或者说一个按照日常逻辑运转无二的现实世界，那么它的艺术价值就大可存疑——无论它是“现实关怀”的，还是“个人独语”的；一部作品如果创造了一个我们不曾见过、但其自身却生机勃勃的世界，那么它的创造性则大可期待——无论它是“现实关怀”的，还是“个人独语”的。[16]

 

    创造才是文学真正的灵魂。通过创造，文学才能找回自己的读者，扩展话语共享的边界。“但是中国的作者却往往在预设读者比自己笨的前提下写作。在此前提下，作为‘庸众’的读者势必永远不可能理解‘精英’作者，因此，道德高尚的作者决定教育他们，性情孤傲的作者决定不理他们，于是大家都关起心门来幽闭地写作——即使写的是‘广阔天地’，其精神关怀也是封闭的。因此，当下纯文学是如此缺少‘有趣’和‘对话’，以至于纯文学作者之外的普通读者几乎不再阅读它们。纯文学成了圈内人自娱的游戏，这种情形真是十足无趣。”[17]因此，对话就显得迫在眉睫。“对话的文学是一种交响着不同精神意识的开放的文学，它在写作者、接受者和整个世界之间，架起了体验、同情与认知之桥，它不认同存在的终极虚无性，相反，它是在深切领悟了存在之荒诞的同时，仍对改善世界的新可能性和人类存在的精神价值表现出坚韧的信念。”“对话的文学实是自由精神的产物，同时也是自由精神的孕育者与传布者。”[18]——李静正是看到了精神关怀的幽闭性给当下文学带来的严重后果，才会大力标举“对话”这一话语伦理。
    “对话”是和“独白”相对的。独白，独语，自说自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成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写作象征，尽管它为文学开辟出了一条通往个人经验腹地的细小路径，但也为文学写作带来了孤独的命运。因此，独白必须和对话共存。按照巴赫金的观点，除了圣经中写的亚当，没有任何人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地“独白”，没有人能“始终避免在对象身上同他人话语发生对话的呼应”，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根本关系是“对话”。2002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对话时代已经来临”，并认为，对话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外部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对话，还是作品内部多声部之间的对话，都能给文学带来新的品质。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正是他禀赋了倾听时代对话的才能，不只是注意自身的声音，而且注重种种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他不只是聆听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不论它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而且也聆听那微弱的声音和观念。”现在，除了“时代主导的、公认的、响亮的声音”之外，一些“微弱的声音和观念”也出现在文学的边缘，那些能够倾听各种声音，并能与之对话的作家，他们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写出更为重要的作品。……让这些“微弱的声音和观念”存在，有的时候是为了给时代制造一个多声部对话的环境；而每一种声音和观念，都将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说出自己有价值的东西。[19]
    “你说的一切与我们有关”，这就是对话的伦理边界，但同时，李静也看到文学在重寻对话性过程中的隐忧：

 

    纯文学界似乎在从两个方向上重寻文学的“对话性”，于宏观上便也显现出两种隐忧：一是“现实关怀”的表面化，关于弱势群体的生存叙事、与当下处境暗相对位的历史叙事渐成主潮，与之相应的问题是叙事技巧的陈旧化（好像现代主义经验和技巧从未发生过似的）和精神肌理的道学化、民粹化与粗鄙化，在“苦难”、“悲悯”和“正义”的上空，徘徊着不会笑的“新阶级论”的幽灵；二是世情叙事的半通俗化，坏就坏在这个“半”字上，即它残留着纯文学孤冷的修辞姿态，却秉持着世俗人功利的精神境界，而纯文学奇思高蹈的精神和通俗文学酣畅通达的优点却未留下。总之，是中国文化的反智传统在文学领域里的泛滥。“智慧”和“有趣”仍然是最稀有之物。[20]

 

    对话激发自由精神，对话增进普遍的精神成熟，可是，要真正弥合文学与读者、文学与世界之间的裂痕，使之最大限度地达到共享，必须通过创造力的提升来实现。而在李静看来，“创造力”是一个综合问题，既不只关乎道义良知，又不只关乎写作技巧，而是关乎智慧、有趣和想象力，关乎爱、幽默与笑的能力：

    其实对中国当下的严肃文学来说，致命的问题已不在于“道德的文学”（在此仅指道德高调的文学）和“犬儒的文学”的分歧——在都不具备“精神共享性”这一问题上，两者现在已惊人地一致——而是在于“有趣的文学”和“无趣的文学”、“智慧的文学”和“无智的文学”、“爱的文学”和“无爱的文学”的分歧，一言以蔽之，是“有创造力的文学”和“没有创造力的文学”的分歧。显然，后者的规模远远大于前者。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哀。[21]

 

五

 

    强调文学的共享，呼吁文学从幽闭的空间里走出来，以实现和一个更广大世界之间的对话，这样的文学信念，本来很容易染上道德主义的情绪，或者陷入单一的思想焦虑，从而把文学置放于一个孤立的精神境地里来考察——很多的学者和批评家，都以这种眼光看文学，以致大大影响了他们所作出的文学批判的有效性。但李静身上有一种良好的理论品质：她从不以单一的道德标准来决断文学问题。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李静具有很强的文学解析能力。文学写作的核心秘密，说简单一点，其实就是“有感而发”。心有所思、心有所感之后，将自己所思所感的准确、精细地形容出来，解析出来，表达出来，这就是很好的写作。批评也是如此。今天的文学界，为何多是陈词滥调？为何明明空话连篇还说得振振有辞？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一些作家、批评家所使用的语言都是不及物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是和言说对象分离的大话；这样的语言，无法说出写作者自己心里所想的，也无法将自己所想的精细地解析出来。
    文学解析能力的丧失，使得很多文学批评如同隔靴搔痒，只有宏大、庄严的结论，对于那个精微、丰盈的文学世界，批评家们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既进入不了，也解析不出其中的妙处。所谓批评的失语，莫不如是。李静的批评魅力之一，在于她对文学的情态有着深情的领会，同时又能找到合身的理论描述准确地解析出自己的阅读感受。比如，她这样理解林白的《万物花开》：“此书以诗人之笔，开启了一个人所未见的乡村世界。作品有大悲悯，然而作者好像羞于知道自己有此情怀，她的道德判断始终延期，价值立场永远缺席，叙述人退到了无善无恶但万物有灵、无真无伪但皆大欢喜的浑蒙状态中，他对自己的苦难境遇浑然不察，他对万物花开充满欢欣，他的幸福感越充溢，笑容越灿烂，则其无可拯救的生命之痛对我们的撞击越强烈。”[22]这样的感知，既超拔又精深，它所洞开的，往往是被一般评论家所忽视的秘密世界——文学独有的话语伦理在作家的情怀里是如何生成的。她评王小妮的《很大风》时，注意到小说里写了一个人跳楼，“那人身上手机还唱歌，铃声带和弦的。他们说，可惜了那手机，不知道唱歌声是摔出来的，还是有人正好给这个跳楼的人打电话。”李静借此评论到：“没有人对一个生命的毁灭表示发自灵魂的哀恸与关切，人们关心的是他身上唯一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手机。这个细节，是对生存至上主义的激烈反讽，非心藏大爱又心狠手辣者不能写出。”[23]一个批评家会注意到小说中这些毫厘不爽的细节、注意到看似多余无意实则百发百中的闲笔，这就是解析能力，它往往贴着作品前行，抵达的却是作品的深处。她说贾平凹的《秦腔》“忧思深广，叙事繁密，绘就了一幅乡土中国之传统崩溃、精神离散的末世图景。……小说的整体，是对乡村‘日子’的结构性模仿。这‘日子’，在以清风街夏氏家族为重心的世俗关系网络中缓慢沉滞地展开。它一扫既往乡土文学的牧歌情调，从一开始就散发出鄙俗腌臜的土腥味，进而层层深入地复现乡村日常生活的烦冗面目。它的烦冗是熬心的，磨人的，无意义的，被抛弃的，无光亮无尽头而令人发疯的。阅读此书需高度的耐心和意志，写作此书呢？恐怕需要超人的耐心和意志吧？更得加上入木三分的世俗洞察力。”[24]这样的描述对《秦腔》来说是合身的，惟有一个有阅读耐心的对话者，才能在作者的“世俗洞察力”中，解析出“乡村日常生活的烦冗面目”来。类似的言辞，说出李静对文学和人生，其实有着很深的感悟。
    王国维在论到李煜的词时，用“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一说来形容，而李静的写作优势，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她眼界的宽阔，来自于她信守“有感而发”的写作伦理。由此，她的文字，经常还会显露出雄辩的气势和力度：

 

    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对“真实”进行忠直的描述与勘探，在真实判断之上反对愚蠢、无趣和谎言，进行勇敢的智慧、反讽与想象力的实践——如此底线性的写作立场，竟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精神冒险。这种冒险不仅仅是对“责任感”、“使命感”、“道德感”等等存在于生命本能之外的伦理吁求的遵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自由、健全而广阔的生命自我对于难度和有趣的必然要求。渴望有趣就会渴望难度，渴望“反熵”。在一个良知、真实和智慧均受到挑战与否定的社会中，最有“难度”、最“反熵”的事就是反对愚蠢、无趣和谎言，就是追寻良知、真实和智慧；只有这种负重而冒险的行动才会诞生自由生命的真正张力，才会在人类文明的链条上接续自己无愧的一环。那种把“有趣”、“冒险”和“创新”局限于修辞领域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盆景价值观的产物，其结果是对自由广阔的个体生命之域的人为贫窄化。相反，若把反对愚蠢、无趣和谎言的精神冒险实践于文学创作的意义层面，则作家在思想和创造力的自由与解放中发出“真实之声”的同时，必会带来真正的修辞领域的创新。[25]

 

    对“反对愚蠢、无趣和谎言”、“追寻良知、真实和智慧”这样一种“负重而冒险”的精神旅程的推重，是建基于她精微的文学解析之上，她的文学批判，也建基于此。所以，她的批判虽然尖锐、直接，但并不走向道德暴力，也不露出一个苛责者的冷酷面容。任何时候，她都是一个谦逊的对话者。她深刻，但不狭窄；她执着，但不疾言厉色；她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显扬自己真理在握，而是为了发现问题，逃离困境。她在说出不同的文学意见时，并不失其赤子之心；她的批判力度再大，都不会激怒任何人，她是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温润，揭示和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她从不相信，文学就是现成的模样，也不相信那些成就卓著的作家，已经走到了可能性的尽头。李静的文学世界里，还有高远的理想，她自己也说，不满的精神是文学的灵魂，而在文学的不满的精神之上，居住着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对之完整认知的绝对存在。这个存在，在我看来，既有智慧的品质，又有顽童的情怀，惟其如此，这个绝对存在和庶民之间，才有来往的精神通道。王船山说庶民是“至愚”，又是“至神”，就是这个意思。
    因着具有这个阔大的存在视野，李静的文字便有了坚定的方向。她不向颓废的经验妥协，也不会在作家的声名面前受到挫折。她对一些作家身上的精神病灶，有着毒辣的洞察力，她所发现的问题，对于当下的文学写作，往往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她说，“强大的否定性思维赋予了贾平凹洞见现实黑暗的清醒力量，但是，也取消了他对抗黑暗、自我拯救的主体意志”，因此，“贾平凹需要唤醒他心中软弱的上帝”。[26]她说，“林贤治的泛道德批判方式在有力地提醒着良知存在的同时，也会有简化问题的危险。因为历史和现实不仅是心灵的运动，而且也是物质的变更；不仅是道德的存在，而且也是知识的实践；不仅是价值领域的斗争，而且也是技术领域的操作。如果仅止于让思想的触角在价值领域里作善恶是非的判断——进而，如果把应从知识和经验的层面来认知的事物当作道德评判的对象来看待，并在此划上句号，而拒绝在操作层面将人类的历史经验不厌其烦地化作改进现实的实践性知识，并予以真正的身体力行，那么人类的现实状况就不会有真正的改观。”[27]她说，“为世俗虚无主义所主宰的作家，因为相信恶与无意义将最终胜利，而使自身对黑暗的揭示也同样归于黑暗。这真是十足可惜。”[28]
    ——这些，都是李静对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现象所作的整体性判断，里面的忧思，掘开的往往是作家们未曾意识到或他们一直试图掩饰的精神裂缝；说出这个事实，对于作家如何更好地继续前行，显然是有裨益的。这些作家，应该感谢具有如此毒辣眼光的批评家。

 

六

 

    李静最见性情、见真知的作家批评，是对王安忆的写作困境的直言：

 

 

    这里用到了一个词，“精神的简陋”。照李静的观点，它不仅用以描述王安忆小说的某种精神单调性，其实一代或数代成名作家，都面临着经验、思想、感受力、想象力老化和停滞的困境——正是这样的老化和停滞，使得许多写作者在精神上迟钝、贫乏、武断、封闭，他们常常困于一己之经验，一己之浅陋，将全部心神都集中在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痛痒上，而对于更为广阔的，自己不熟悉、不习惯、不了解的未知事物，毫无认识和表达的兴趣。于是，写作的圈子越缩越窄，精神的格局和气象也越来越小，写作者的精神暮气，就不知觉地诞生了。
    精神的简陋，必从精神的暮气中生长出来。这种暮气，不仅年纪大的作者身上有，在年轻的作者身上，也常见到。精神的暮气，会使一个人的写作不再怀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激情，从而失却“赤子之心”——所谓“赤子之心”，总是反对暮气、晶莹透亮的，它的重要特征，就是对新的事物，有无尽的爱，对未知的世界，有压抑不住的好奇。李静对这种精神暮气，是警觉的，所以，她不愿让自己的写作沉溺于无边无际的理论推演，她无论谈论什么，总不忘以爱、以幽默、以趣味、以智慧作为自己说话的底子。她对生命的无穷可能性感兴趣，文学的可能性，在她看来，也是从生命的可能性中派生出来。她一直鼓励作家，多一些对世界的好奇，多一些幽默和智慧，多一些宽广的爱，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在鼓励她自己？她说，真理的样子有时像一张笑脸；她说，人不是要等黑暗结束后才能笑，而是要笑在黑暗之中；她说，作家应集严肃与游戏、哀悯与幽默、圣徒与流氓、成人与顽童于一身——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写作者（包括李静自己）在面对世界时，在写作时，能够保持勃勃生机，能够驱除精神的暮气，走向自由，接近那个“最高之美”。
    当今天的批评日益成为一种纸上的游戏、写作也正在成为一种养病的方式时，似乎有必要重提，真正的批评，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人，把人心的温暖给人；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用一个灵魂把另一个灵魂卷走。李静的写作正是这样，并无自我装饰和无病呻吟，相反，她是在用自己的写作来修补生命中的残缺和匮乏，并以此来扩大自己的胸襟以及她对人心世界的体恤。基斯洛夫斯基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和梦想。”这样的生命、秘密和梦想，同样应该贯彻在批评的写作中。批评中也有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叙事，也关切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批评家和作家比起来，所不同的，不过是说话的方式而已。
    正因为此，李静的写作，既对当代文学的一些侧面作出了有力的阐释，也毫无保留地在文字中阐释了自己。她的批评，洋溢着智慧和创造力；她的文字，圆润、明澈而富有质感——这些都为一般批评家所未有。由她，我想起福柯的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30]在福柯心目中，批评应该是活泼的，有生命的，它的崇高地位，也由此而来。尽管我知道，李静的批评写作，刚刚开始不久，她的文字数量还不足以容下她的所有思想，她的思索方向还可以更加深广，她的文学趣味还可以更加驳杂，她的诸多论述，也还需要获得更多文学事实的支持，但我羡慕她从一开始，就走在了福柯所说的“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这条伟大的批评道路上。——我相信她可以走得很远，只要她自己愿意留在这条路上。

 

                                                  2006年7月26日，广州

 

注释：
    [12李静：《王小波的遗产》，载《北京文学》1997年第7期。
    [13][14]李静《龙应台：大众传媒中的公共知识分子》，载《东方》2001年第9期。
    [15][17][18][20][21]李静：《悖谬世界的怪诞对话——从过士行剧作探讨严肃文学“共享性”的扩展》，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16][22][28]李静：《长篇小说的关切与自由》，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19] 参见谢有顺：《叙事也是一种权力——中国当代小说的话语变迁》，载《花城》2003年第1期，又见《先锋就是自由》一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23]李静：《人心的风球挂起来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24][26]李静：《未曾离家的怀乡人—一一个文学爱好者对贾平凹的不规则看法》，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25][29]李静：《不冒险的旅程——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27]李静：《道德焦虑下的反抗与救赎——有关林贤治的知识分子研究及其他》，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30][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104页，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