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本报专访著名文学批评家，中山大学教授、博导谢有顺
 
文/ 本报记者 王亦晴　2007年1月18日　来源：南国都市报

所引网址：http://ngdsb.hinews.cn/php/20070118/202316.php

    “文学批评家”，一个听起来是高深莫测的名号。然而，著名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同时是个谦和、理性而务实的人，对学术和生活都保持着谦虚而不拘束、不轻狂的态度。日前，谢有顺来海口开会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认为批评家应该是一种什么形象？
    谢有顺：这个时代，给批评家定了太多形象，其中最重要的形象是道德战士或勇敢的挑刺者。其实这只是批评事业的某一个方面。批评家除了扮演“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这一角色之外，它理应还有更高的写作理想。除了发现作家的错误，批评家可能更需要在作品中寻美——“寻美的批评”同样令人尊敬。批评批评，固然有价值判断的意思，然而，更重要的是，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需要用心去感受，用智慧去了解——失去了心、智慧和创造力，再勇敢的批评家也不过徒剩一个姿态而已。
    记者：身为文学批评家，面对作家可能的反抗和其他批评家的不同意见，如何保有理性、公平的态度？对一些非议，该如何去化解？
    谢有顺：批评不应是作品的附庸，它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是写作，就有个性；是写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是写作，就不是法律，也不是标尺，就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也不可能是“是非自有公论”，它更多的是批评家面对作品时有效的自我表达。也就是说，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没有客观不客观、公正不公正的区别，只有是否专业、是否站在良心的立场上说话的区别。至于面对一些非议，甚至一些批评意见，其实你只要站在一个诚实、谦逊的倾听者的角度上，就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对自己有益的——只要是有益的意见，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倾听。那些一被批评就生气的人，骨子里是没有自信的。
    记者：评论作品好劣有固定的标准么？有媒体报道您对余华的《兄弟》评价不高，是这样么？
    谢有顺：文学作品是仁见智的，不可能有固定的评价标准。关于《兄弟》，其实我总共只接受过一家媒体的采访，但后来各家媒体不断地转载，有的甚至还编造我说的话，这就给人感觉，我说了无数次话，这很荒唐。我对《兄弟》的个人意见，后来见到余华，当面也同他说过，我说，你让一个女人七年不洗头，让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每隔几天就要抱一次电线杆摩擦，并说自己“性欲来了”，让一个老实、腼腆的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小镇当着一千多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抱起来并举起来，这些都写得太离奇了，不太合情理。
    也许有些人会说，生活中，可能真的会有这些情况存在，我不否认。但是，真正优秀的文学，是通过个别写出普遍性来。如果个别只是代表个别，那就不算成功。偶然的事件，极端的举动，匪夷所思的情感，作家不是不可以写，只是，如果一部作品，通篇都充满这种偶然、极端和匪夷所思，就有问题了。好作家，往往不是通过极端来体现作品的力度的，相反，他可能通过一些习焉不察的常识和经验，把力量隐藏在平常的人与事底下。这就好比真正痛苦的人，往往是哭不出声的；那些哭得惊天动地的人，反而有可能是故意哭给人看的。

 

 

    记者：您对“80后”、“美女作家”怎么评价？对于这种“贴标签”分门别类的做法您怎么看？ 
    谢有顺：任何一个写作群体里，都活跃着有才华的人。但我不认同这种文学分类。文学写作，讲究的是个性和创造性，把作家简单地贴上标签，其实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我们应该学习尊重作家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把他们的个性抹平。
    记者：您怎么看待作家的炒作？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么？
    谢有顺：据我所知，许多的炒作，都不是作家本人愿意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炒作都归罪于作家本人。过度的炒作当然是不值得提倡的，但我同时也认为，文学作品一旦出版，就成了一种独特的商品，作一些必要的宣传和推广是可以理解的。宣传的前提是，必须尊重作品的实际。脱离作品实际的信口开河，对作家本人来说，其实是一种自我伤害。
    记者：您认为，所谓的“通俗文学作家”应该承担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责任么？市场需求和社会责任的冲突该怎么处理？
    谢有顺：是一个人，就得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和你从事什么类型的写作，关系不大。我们对一个作家的要求，其实也就是对一个正常、健康的人的要求，作家并不需要向我们提供比一般人更多的道义和责任。遗憾的是，现在的很多作家，连一个普通人的道义感都丧失了，他们沉迷于一己之私，或者满足于写作所带来的微小利益，根本忘记了文学应该追问精神、解释人心。人是应该有一点理想的，不能完全失身于市场利益。
    记者：您对“文学已死”、“文学终会消亡”之类说法怎么看？
    谢有顺：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出来宣布文学死了，但直到今日，文学依然活得好好的。轻言文学终会消亡的人，其实并不了解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文学是一种灵魂叙事、人心私语，只要灵魂还在，人心还有梦想，就一定还会有文学。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记者：您新近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引进为教授、博导，据说成了中国最年轻的文科博导，且活在新的学术体制里，你觉得自己还能自由地发出声音么？
    谢有顺：自由在哪里？其实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对我来说，换单位只是一种职业的变化，它可能会带来时间、待遇方面的不同，却丝毫不会影响我的批评风格和批评立场。我有这方面的自信。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把他放在哪里他都是自由的；一个内心不自由的人，即便一人隐居在家中或山里，他也将是背着枷锁写作的——这样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
    记者：您获过很多奖，您对获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对今后发展有压力，或者不屑什么的？
    谢有顺：我对任何形式的获奖，均能以平常心面对。我不认为，获奖会改变我的写作路径和写作命运。写作只对写作本身负责，只服从于内心的需要。没有人可以为获奖而写作，也从来没有哪一个为获奖而写作的人是真能获奖的。我把任何的奖项都看作是写作的意外收获，是写作的副产品，如果有，当然很不错，尤其是奖金，可以成为低微的理论稿酬的弥补，是一个惊喜；如果没有，也不值得遗憾，你需要做的，只是继续写下去，而不是为所谓的获奖而奋斗———那是一件虚无的事。惟有写作本身是真实而令人激动的。

 

 

    记者：谈点轻松的话题吧。您平时来海南多么？主要来做什么？
    谢有顺：不算多吧，海口和三亚去过几次，大多是参加文学会议。海南的文学气氛很好，从地理位置上说，它偏居一角，但这里策划的一些文学活动却能影响全国，可见，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有怎样的人，就塑造怎样的文化。
    记者：您对海南的印象怎么样？
    谢有顺：印象太好了。这里有着中国最好的空气和风光，又有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加上在海南这边生活的人，都很重情义，置身其中，觉得一个人很放松，也很纯净。更重要的是，海南的文化人身上有一种执着的精神，他们都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坚守和探索，这使得海南成了一个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无法取得彻底胜利的地方，令人向往。
    记者：知道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谈谈好吗？ 
    谢有顺：这是一本人文讲演录，是根据讲演录音整理、修订而成的，由郑州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书名取《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包含了我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文学既要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要有深广的灵魂空间，二者的结合，便是我理想中的好文学。
    我认为，文学要从俗世中来，作家呢，要有世俗心，要重视写人记事的合情合理，要尊重生活和经验的常识，还要把作者这个人摆到作品中去——也就是说，要让灵魂参与其中。钱谷融先生说：文学要写得真，并写得深，心就在其中了。这话说得好，是文学写作的总原则。而这些要点概括起来，就是我书名所说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谢有顺：1972年8月生，福建省长汀县人。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就读本科和文学博士。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十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优雅的汉语》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奖项。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和广东省作家协会，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