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我并不掩饰自己对文学批评现状的整体性失望。我当然知道，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谈论文学的权利，只是，文学作为人性、人情和人的存在状况的表达，必然需要用心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精微之处。而我在当今的批评实践中，看到的最大的病症是——批评已经越发的沦为无心的写作。即便越过那些过度泛滥的会议式评论，我们依然可以在许多批评文章中，看到虚假、僵化、冷酷、腐朽的写作品质。批评也是写作，一种有生命和感悟的写作，然而，更多的人，却把它变成了一门死的学问或审判的武器，里面除了空洞的学术词语的堆砌和貌似庄严实则可疑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多少属于批评家自己的个人发现和精神洞察力。没有智慧，没有心声，甚至连话语方式都是陈旧而苍白的，这样的写作，如何能够唤起作家和读者对它的信任？
    米兰·昆德拉在论及小说的现状和未来时说，“假如小说真的应该消失，那并非是因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它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1]这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批评的命运——假如批评面临消失的危机，也必定是由于批评“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批评的世界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我想，批评的背后应该站着批评家这个人。好的批评，应该有人的体温，有心灵的疑难，有灵魂的冒险，有对语言独特的敏感；它既是对文学世界的解释和发现，也是对自我、对存在的反复追问和深刻印证。如同好的文学写作需要作家倾注整个灵魂的力量来进行一样，好的批评，同样需要在文字的后面活跃着一个丰富、有力的灵魂。抽离了这个灵魂现场，批评是单调的、僵死的，它所创造的，也必定是一个没有智慧和生命的枯干的世界。“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2]批评文字应该是美的，是话语的创造，是心灵活动，它所体现的是批评家这个人。
    只是，如今的批评，“死的知识”很多，“创造的心灵”太少——这是批评的影响力日益衰微的内在原因。许多时候，通过批评，读者只能看到知识的演绎，术语的批量生产，以及这些僵死的知识背后那张僵硬的脸；惟独看不到一颗有活力、有创造力的灵魂。这令我想起《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的一件事。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对诗词的看法，自然是很精到的，只是，我以前读到这里，总是不太明白，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直到新近读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谈诗》一文，才有了进一步的了悟。钱穆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无意境，无情趣，也只是一俗人。尽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3]
    ——当代文学批评的“俗”，何尝不是如此？很多的文字，貌似高雅，有学识，其实骨子里是俗的，因为这样的文字，换一个人说，也能说得出来，不见得有什么不同。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这就算做俗”。是啊，说的都是公共的大道理，思想路径是公共的，甚至连文风也是公共的，“背后没有人”，如何能够造就出有个性和生命的批评？假若批评只是字面上的堆砌，却不呈现作者这个人，从中我们看不到作者对人性的细致体察，也看不到作者自己的胸襟和旨趣，那么，这样的批评，就只能是作品的附庸。它表面上看，是文字背后没有站着一个人，往深处看，其实匮乏的是智慧和创造力。
    中国人的写作，自古以来，就要求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摆进作品里去。在一部作品里，看不到有人的存在，便为失败。这样的文学观点，如今并不为一些现代人所接受了，人与文分开来看，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然而，笔墨毕竟是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胸襟小，要让笔墨里的气象是大的，总没有可能。王维的诗，看起来都在写物，但他最杰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写的物里有“我”存在；杜甫的诗看起来都在写“我”，但他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写的“我”里有物作为证据。读《论语》，可见孔子为人、做事的真实面目，所以太史公说：“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作者在文字中，毕竟是藏不住的。今天批评界的许多虚假，其实都出在批评家身上，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字里隐藏自己。一种是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判断，一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可言。前者是故意的隐藏，后者是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带来的结果都是虚假；而虚假在文学写作中，是最大的俗。
    新的批评伦理的建立，在我看来，总是要从真实、智慧、创造力和生命叙事中来。

 

二

 

    批评批评，固然有价值判断的意思，然而，更重要的是，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需要用心感受，用智慧去了解——失去了心、智慧和创造力，才是批评枯竭的原因。许多人以为，今日批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锋芒和批判的品格，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批评家除了扮演“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斯威夫特语）这一角色之外，它理应还有更高的写作理想。除了发现作家的错误，批评家可能更需要在作品中寻美——“寻美的批评”同样令人尊敬。
    这方面，李健吾的批评写作堪称典范。他是我所特别推崇的批评大家，我在他的批评实践中，看到了一种雍容的话语风度：他的语言是温润的，他的感觉是细致而艺术的。他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4]；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而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与写作者取对话的态度。“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批评家，李健吾始终用自己的心去感知体会，用温柔敦厚的语言来表达。即便是批评的意见，也无丝毫疾言厉色，而是真诚地抒发委婉地表达，宽则以厚地给出公允的评论”[5]李健吾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6]——“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实践，无论对于救治一种文学的困局，还是对于尊重一种写作、维护一种批评的尊严，都更有建设性的意义。
    溢美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通病，个中的原因，既有世情方面的无奈，也有批评家个人的人格局限。但是，如同过度的溢美是一种批评的失职，过度的苛责同样是一条危险的批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是越发的觉出了李健吾所说的取谦逊和对话的批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因着谦逊，你会变得宽广；因着对话，你在作品中会看到更多敞开的门。钱穆生前对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的文学成就都评价很高，但他也指出，鲁迅后期，“卷入政治漩涡以后，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实在已离弃了文学上‘文德敬恕’的美德。”[7]钱穆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文德敬恕”（这个词，出自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它说的是为文最重要的态度理应为敬与恕——谁都知道，这是很高的境界。虽不能至，然我心向往之。只是，如今的舆论和文学情势，似乎不断地在要求批评家成为战士，成为勇敢的人，似乎惟有批判和战斗，才能体现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很清楚，这是公众对一种批评现状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可以理解。可作为批评者，我们自己怎么看？当我们在发力批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为谦逊？当我们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和作家对话的必要性？一旦自己以为真理在握，会不会因为缺乏敬畏和宽恕，而使自己变得狭窄、变得斤斤计较？
    “文德敬恕”的传统，我想，同样是适合当代，适合文学批评的。而在读到“文德敬恕”一词之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自己当前的写作心情：

 

    我是越发地觉得人的生命是值得同情和饶恕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力量何其微弱，但他的欲望又何其蓬勃。古人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又说，没有智慧的人，就像糠秕随风飘散，这些不都是事实么。人终究是受造之物，活着充满盲目和机械，在利益面前妥协，在权势面前低头，也就见怪不怪了。人的失败，不过是做了欲望的奴仆罢了。因为对人类的生命有了这一层了解，我的文字就多了些宽容和同情，有些人觉得，这样一来，锋芒就少了，可这也是心境的真实变化，合乎情理。诚如一个哲人所说，当你看到人类的生命是可悲悯，可同情的，你对人的过错，口里即便责备，心里责备的意思也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平心说，我仅是幸免而已。因此，我从来是推崇悔悟、自新的精神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省察和觉悟呢？人本来如此啊。[8]

 

    说了这段话不久，我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黄咏梅对李敬泽的一个访谈。当李敬泽被问到当代批评界是否“缺乏应有的真诚的批评之声，而多半是些褒扬与捧杀”、批评家是否已经“堕落”时，他的回答令人深思：

 

    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容易的事就是指责别人“堕落”。孔子在春秋时代也没变成个愤青，为什么？因为他强调“反求诸己”，就是说，先摸着心口想想，自己做到了没有做好了没有？我想我们现在都应该有一点“反求诸己”的精神，虽然这不如一步站到道德高地上那么爽。
    反求诸己，我得承认，也写了应酬文章，也曾巧言令色虚情假意，但我不认为这是“堕落”，我把它看作人性的弱点，我在努力克服。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你说的，“缺乏应有的真诚的批评之声，而多半是些褒扬与捧杀”——好像这就是“堕落”的症候，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如今气大声宏一呼百应的不都是批评、指责乃至骂人吗？照这么说现在应该是很不堕落才对。
    我想我们正在发展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好像表现我们的“真诚”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毁坏，骂你是真诚的，夸你肯定是不真诚的，这种逻辑是不是有问题？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象是，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
    我也骂人，在私下有时也刻毒。但写文章时，我抑制这种冲动，因为第一，从小父母就教育我，有教养的人不要骂街；第二，骂人的快感肯定和攻击、破坏、毁灭有关，我还没有变态到只能通过这个寻求快乐——就文学作品来说，最大的罪过也不过是愚蠢和无能，不值得动用杀伤性武器。
    当我们纠缠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可能忘了文学批评的真正职责：批评家应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简单地说，就是帮助真正的好东西被充分地意识到，帮助它们留存下去。所以，批评家可能需要谦卑一点——不是对作家谦卑，而是对才华和创造采取谦卑的欣赏的态度。郎朗的钢琴弹得好，你只好对此谦卑，但如果按我们这里的逻辑，你只有冲他叫倒好才算本事才算“真诚”，这叫什么？这就是野蛮。我想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中，做野蛮人的冲动可能已经盖过了做文明人的冲动，对此恰当的说法只能是“堕落”。[9]

 

    我之所以大篇幅引用李敬泽的话，是因为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是我所看到的极为清醒、睿智的批评家言辞之一。确实，当我们在哀叹一种批评的沦落的同时，是否也要反思“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是如何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当我们开始反思、悔悟，也许会猛然觉得，我们固有的观念里，其实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象是，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我们也许会想到，批评家除了“批评、指责乃至骂人”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职责——“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有了这种基本认识，才能意识到李敬泽所说的“谦卑”，是多么难得的一种自我认识，因为惟有谦卑能够叫我们珍视   才华和创造，从而避免使自己站在谦卑的反面——野蛮。
    批评需要告别平庸，告别虚假，同时也需要告别野蛮。

 

三

 

    通过这样的反思，我渴望把自己从一种批评的困局里拯救出来。批评家的胸襟应该是宽广的，仁慈的，此外，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还应充分展现他的智慧、创造精神以及对人心的洞察力——我相信，这是批评写作的一个更大的难度，它关乎批评精神的重建。由是观之，批评的贫乏，许多时候并非因为批评家缺乏道德的勇气，而恰恰在于缺乏批评的专业精神。
    何谓批评的专业精神？过去大家习惯把它定义为一种学术积累，或者对文学作品作理论上阐发的能力，现在看来，这样的界定未免过于狭窄。如果我们承认批评是一种独立的写作，那就意味着，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比任何一种批评的理论规范都显得重要。我看到了太多的批评，在对作品进行僵死的解释，并发表毫无智慧的说教，这使得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丧失了对大多数批评文字的敬意。相反，我却常常在一些非文学批评专业的学者那里，读到精彩的文学见解，比如，哲学家牟宗三评《红楼梦》和《水浒传》，国学大师钱穆评中国的散文和诗歌，还有当代学者朱学勤评王朔的小说，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只是偶尔涉足文学批评，但他们理解文学的能力，却不亚于任何的文学批评大家。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对批评的设想：它并非仅是一种学术方法或理论能力，更重要的是，批评者要有一种卓越的精神视力，以洞见文学世界中的人心秘密——文学发乎人心，也以解释人心的秘密为旨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贤们才说，学写作与学做人在精神底子上是一致的；而惟有创造出了通往人心的径直大道的文字，才是直抵根本的写作、直抵根本的学问。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推崇的正是这种“根本的学问”：“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同样，如果批评只重探讨文学的“事事物物”（一些修辞的外表，或者只是技艺的分析），无法通达良知、人心，无法获得富有洞见的精神视力，再热闹的文字，终究是会“衰迈”和“憔悴”的。
    青年文学批评家李静引起我的注意，首要的，就在于她具有这种精神视力和人心洞察力。我第一次认真读她的文字，是在1998年，当时是有一种欣喜之情，因为我在她的文字中，读到了一个女性思想者不多见的睿智和清晰。李静的文字不多，可我这些年只要见到，必是要读的，每次读之，从无失望的时候。她在我心目中，早已成为少数几个可以信任的批评家之一。她是我的同龄人，至今供职于一家报社，写作兴趣广泛（她不久前告诉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严格说来，文学批评似乎还算不上是她的专业——而她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恰恰是那些还没有被专业意义上的批评写作所损害的部分。她出过两本书，《受伤者》（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和《把药裹在糖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她那篇著名的论文《不冒险的旅行——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是我所读到的关于王安忆的研究文字中，最有见地、也最为中肯的一篇……她的成就，或许还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我相信，她已经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践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她是一个对世界充满警觉的人。这种警觉，使她的写作能以唤醒作品中那些沉睡的心，并在批评的文体、文学的见地和对人心的洞察力上，满足了我对批评写作的新的期待。
    我尤为看重她在批评文体上的自觉。在当今这个浮躁的年代，能够在批评写作中自觉地追求独立的文体意识、准确的话语表达的人，可谓越来越少了。多数的时候，文学批评成了一种陈词滥调，人云亦云，包括一些久负盛名的批评家，写出来的文字，很多也是陈腐、僵化的，不忍卒读。李静的写作是有鲜明的文体意识的。她行文潇洒，但用词谨慎；她锐利诚恳，但表达朴质；她的文字风格明晰、透彻，但暗藏着智慧的面影。比如，她以“未曾离家的怀乡人”为题，表达“一个文学爱好者对贾平凹的不规则看法”；以“不冒险的旅程”为题，论述“王安忆的写作困境”；以“悖谬世界的怪诞对话”为题，阐释过士行的剧作世界，并探讨“严肃文学‘共享性’的扩展”；以“人心的风球挂起来了”为题，指证王小妮的小说《很大风》“绘就的当今之世人心真相的荒凉破败，真如一场巨大台风”。——这些篇章，既有感性的优美，又有深邃的个人发现；既有严密的论证，又能借由敏锐的直觉描述出那个丰盈复杂、并具有活泼情态的文学世界。
    正因为李静将自己这个人安放在了写作之中，她的文字才会那么清澈、锐利。她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她也知道要怎样才能把话说好。这就是文体意识。所以，她的文字，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很容易被辨识出来。由她，我想起自己在初学写作的时候，所一直铭记的谢冕先生的话：“人们往往易于忽略文学批评风格的有意的形成。风格不是与生俱有的，是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活动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执着追求和持久实践生成的。……文学批评的文体应该尽量做到是美文。”“我力图把文章写得尽量地让人愉悦。我认为艺术应当是美的，艺术批评也应当是美的。我的目标是史与论的结合、批评与艺术的结合。”[10]风格即创造，创造即美。我在想，当代批评界会如此死气沉沉，当代读者会如此漠视批评，实在是跟创造性的批评风格的丧失、优美的批评文体的不复存在，大有关系。
    李静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对自己所使用的话语，有着严苛的要求。她在一篇文章中，明确反对“无智无趣无爱”的“三无”小说，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她对写作的郑重之情：

 

    正如我们的当下小说，它的可悲不在于它是“我们的当下小说”，而在于这些小说里表达和创造的一切无智无趣无爱。而这“三无”的根基，则是小说家们的心灵不够诚实。不诚实的原因在于，小说家们“爱惜”自己，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让“纤弱的心灵”和切身的利益免受来自真实的惊吓、磨砺与轰击。所以他们必须掉过头去，在心灵之外，搭建另一种被过滤和纯化的“无害”的现实，以便他（她）在这个“现实”里耍小聪明，发脾气，玩酷。是的，说到底这样的小说家最爱他（她）自己，他（她）没有多余的爱分给那些“毫不相干的陌路人”。关怀的窗口一经关闭，通向外部世界的所有窗口便都关闭了。一个幽闭黯淡的一个人的世界，失去对话性的自恋的世界，注定是无智无趣无爱的了。[11]

 

    李静所关注的写作核心词是智、趣和爱，它和一个诚实的心灵相关。讲智慧，表明她看重发现和创造；讲趣味，表明她渴望与更多的读者分享思想的成果；讲爱，表明她关怀一个更高远的精神世界。

 

未完，续下：

 

 

注释：
    [1]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22页，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序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3] [7]钱穆：《中国文学论丛》，111—112页、7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李健吾：《咀华二集·跋》，见《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孙晶：《李健吾与〈咀华集〉〈咀华二集〉》，载《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6]李健吾：《咀华集·跋》，见《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谢有顺：《此时的事物·自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9]黄咏梅：《李敬泽：希望我周围站起一批巨人》，载《羊城晚报》，2006—03—03。
    [10]谢冕：《中国现代诗人论·后记》，重庆出版社，1986。
    [11]李静：《“三无”小说在流行》，载《南方周末》，200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