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也是有多种写法的。子林说的也很重要。但我个人更倾向于说，你无论写什么，都要和你自己有关，都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而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即便是使用材料，也要使用别人不太注意的材料，或者别人即便用，你和他们解释的角度有不同，这才是创造的写作。梁漱溟说“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我不是学问家，但也知道，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被知识所累。

 

    不必要的话，若能删除，一定会更精炼。鲁迅先生告诫我们，文章写了，要多看几遍，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字眼。所以他的文章，多余的字眼是很少的。

 

    我总是习惯以善意来看待人与世界。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是放松的，最好。

 

    孙绍振老师的散文当然是很好的。他这个年纪，写得随心、率性、松弛、自然、见性情见智慧，这在当代的散文写作中，不多见。因为散文既是一种写作，也是一种状态。很多人是在“写”散文，但毫无散文写作中该有的精神状态，写出来的文字，必定是做作的。但孙老师是自由而具慧心的，一般人不能比。

 

    几百个人参加的会议上，一定是像赶集似的，这是没办法的事。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变化是肯定的。我曾经说过，理想的学术人生的标准是：在三十岁以前要让人看到你的才华，在三十岁以后要让人看到你的学问，而在五十岁以后，则要让人看到你的通达。——我希望自己能竭力实践这样的写作理想。

 

    当大家一窝蜂都在谈论《兄弟》，甚至还出现了很多的意气言论之时，我并不想再公开谈论这部作品。现在的作品太多，要求每一个批评家，对每一部作品都发表评论，这是不可能，也难以实现的。毕竟，批评家的时间也有限。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心的文化。伦理本位、道德本位，都是心之外显，是文人无法摆脱的宿命，离开了这个维度，就不容易理解，鲁迅为何有那么大的深挖中国之心的黑暗的决心。他是怀着责任和担负的。

 

    一旦对文学失去了基本的信念，对语言失去了敬畏，对精神失去了起码的追索的勇气，对灵魂失去了与之一同悲伤、一同欢乐的诚实，你又怎能奢谈作家能写出有力量的作品呢？一些作家可以把自己的胡编乱造当作是为时代代言，另一些作家则在哪怕最微小的利益面前忍气吞声，甚至丧失尊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而要救治这样一种文学病象，光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它必须从作家的心灵建设开始—— 一个无心的人，或者一个被屈辱的现实所奴役的心灵，肯定缺乏深入钻探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今天的作家，需要向我们展现更多的信念和诚实。

 

    艰难如果没有使一个人变得狭窄，这就是最好的结果。遗憾的是，很多在艰难中走过来的人，往往会变得狭窄和猥琐，这是一种更为艰难的精神泥淖。

 

    这么宏大的问题，我谈不上什么看法。我只是觉得，写作在任何时候，都是心灵的注释。离开了心这个维度，就没有文学。因此，心的价值，就是文学的价值；心的走向，才是诗歌和文学的走向。

 

    所有对诗歌的存在本身的非议，都是令人悲哀的。诗歌是文学的金子塔尖，是高级的语言艺术，诗人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诗歌本身的存在又是另一回事。中国古代以来，士人几乎都以文章立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以诗歌立世——不会写诗，在古代是不能称为士人，也不能从政的。而今天的官员，连说个欢迎辞，都要板着脸孔照稿子念，一点文才都没有，实在是民族之大不幸！一些文化人，贬斥诗歌，其水平，正和今天的官员相当也！

 

    我现在是越发地推崇：“文德敬恕”（它出自章学诚的著作），它说的是为文最重要的态度理应为敬与恕——这个境界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只是，如今的舆论和文学情势，似乎不断地在要求批评家成为战士，成为勇敢的人，似乎惟有批判和战斗，才能体现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很清楚，这是公众对一种批评现状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可当我们在发力批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为谦逊？当我们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和作家对话的必要性？一旦自己以为真理在握，会不会因为缺乏敬畏和宽恕，而使自己变得狭窄而斤斤计较？

 

    是啊，当今天的批评日益成为一种纸上的游戏、写作也正在成为一种养病的方式时，似乎有必要重提，真正的批评，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人，把人心的温暖给人；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用一个灵魂把另一个灵魂卷走。

 

    批评批评，固然有价值判断的意思，然而，更重要的是，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需要用心感受，用智慧去了解——失去了心、智慧和创造力，才是批评枯竭的原因。许多人以为，今日批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锋芒和批判的品格，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批评家除了扮演“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斯威夫特语）这一角色之外，它理应还有更高的写作理想。除了发现作家的错误，批评家可能更需要在作品中寻美——“寻美的批评”同样令人尊敬。

 

    “为学始知道，不学亦徒然。”这道理我也懂。但对我而言，学习永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无论在哪里，是否读学位，学院都是一个读书的环境——读书总是好事。比如外语，没有压力，是很难坚持读的。“若登高必自卑，若涉远必自迩”、“三思而行，再思可矣”。重要的，还是自己如何对待人生和学业。外面的形式并不重要。

 

    我没有专门写过余秋雨的评论，只是在论及散文的一些文章中有提到。不过，在今天的情势下，很多人都不可能对余秋雨的文字持公允之论——我是想，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他这个人，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对中国当代散文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增广贤文》上说，“好言难得，恶语易施。”又说，“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为人如此，为文又何尝不是如此？

 

    梁漱溟说：“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这话说得透彻。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文学的喧嚣、批评的歧途，太容易迷失自己。多少人都拿自己没有办法，远离了本心，失去了本原，不仅细小的利益可以摇动他的信念，随波逐流者更是不在少数。写作的光芒正在黯淡，清明自觉的人日益减少。这是一种可悲悯的事实。我承认自己过去也常是昏昏然而不自觉的，所幸我还想往前，还想改变自己。

 

    谢谢关注。很理解你的看法。只是，博客的链接，许多时候，是朋友之间的一种关切，它的意义，远超出了文字的范畴。有些朋友，文字未必很好，但可以在他的博客中，看到他的一些生活现状，也是好的。不必把这个弄得太严重。

    人生来不是为了写作的，生来，首先是为了活着本身。除了写作之外，亲情、友谊也很重要。假如在生活中，大家时刻都像包公一样铁面无私，那这个世界就太冷酷而乏味了。活着之所以觉得美好，是因为有爱和一切柔软的情谊。

    钱穆在一本书中引述了“文德敬恕”一词，我很喜欢——敬畏和宽恕，永远是最高的为文态度。

 

    其实，我很少去网络上走动，只偶尔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看看罢了。我最近深感这个世界上，文字已经太多，像我这等人的写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常有写作的恐惧。

 

    不知你想过没有，假如每个人的博客，无论我熟悉与否，我都去看，我有这么多时间吗？——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事啊。我只能照着我自己的安排来分配时间，这样才能不活得狼狈。
   

    你还这么小，但我希望，你也能这样照着自己的安排来分配时间，否则，总有一天，你也会有疲于奔命的感觉。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于博客，我自己是尽力打理。不过，这也只限于我回复留言，至于评论，我实在看不过来，许多时候就不看了，这也是一种无奈。

 

    是啊,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是写作，就有个性；是写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所以，我对那些动不动呼吁所谓客观、公正的批评的人，历来不以为然。批评既然是一种写作，不是法律，也不是标尺，就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公正的、符合大众的普遍准则的，也不可能是“是非自有公论”，它更多的是批评家面对作品时有效的自我表达。每个人都有迷茫的时期，重要的是，不要失去信心。一个哲人说过，一种绝望从哪里产生，一种希望也在哪里准备出来。而卡夫卡则说：“不要绝望，甚至对于你并不绝望这一点也不要绝望。在似乎穷途末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

 

    而所谓的“大众”，其实是虚拟的，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买书读的“大众”，他们读了书之后对这书的态度是怎样的——即便有个别读者站出来发言，说出他们的感受，但这些人与所谓的“大众”相比，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并无多少代表性可言。因此，我对那些代表“大众”说话的人，历来是存疑的。

   

    每个人的存在方式不一样吧。就我，我从不愿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就像我写文学批评，批评别人时，从来不把话延伸到人的身上，因为我知道，人都有局限和弱点，只是表现在不同的地方、表达的方式也各各不一样罢了。没有谁可以到处定人的罪，别人有的缺点，可能我们自己也有。

 

    很抱歉，我从来不“指点”人家的写作的，正如我从不轻易接受给人写序、一般不上电视一样，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我认为写作是不能指点的，我自己对写作的秘密也所知甚少，怎能指点别人？大家一起努力吧。多读和多写，才是写作的正大一途，别迷信别人的指点之类。有时，生活教给我们的，比什么都多。

 

 

    其实要的就是一种理解。中国每年出版这么多书，发表这么多文学作品，我就是有十倍于今的时间，也无法读其中的百分之一啊。一些朋友，手指一点，在信箱里就把一个长篇发过来了，不过是一秒钟的时间罢了，然后说请你读读给点意见，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可谁会想到，对于我们这些阅读者来说，在电脑上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可能吗？一个人，一年又能读完几部长篇？况且，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课题。每个人只能按照自己的计划来阅读和写作，不能被外力牵着走啊。

 

    有几个朋友给我提意见，说我几乎不看文章后面的“评论”，一些朋友在“评论”中提的一些问题，我也都没有作答，这似乎是对朋友们的一种不敬，我觉得有道理。既然看不过来，就不要浪费朋友们的时间，我还是把“评论”栏关闭吧。说到底，我的博客，就只是自己的一个稿库，一个备忘而已。所以，我一般只贴自己的文章，不制造话题，也不转载别人的文字，还算干净。这样也好。

 

    其实，我是一直警惕自己别落入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看问题的，那样将会很武断、可怕。好比，当代文学中是有很多不好的作品，但不能因此就说当代文学都是垃圾——“都是”一词是全称判断，是要慎用的；同样，不能因为评论界中的一些人收了评审费才写文章，就以为中国的评论家都是收钱了才肯写评论的——都这样看问题，心理就太阴暗了。其实，认真做学问、写文章的人，中国还是有不少的。说自己有良知的人，不等于就真有良知；默默地坚守和做事的人，不等于就没有自己的原则——真正的良知是活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没有关系，给各种人回复一下留言，花不了多少时间。每个人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能一方面在呼吁创造更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又不能容忍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是，发表不同意见，一旦变成了骂人，变成了毫无证据的毁谤，那就自己失了身份了。我是常常这样提醒自己的：“遇人轻我，必是我无可重处，置珠于粪土，此妄人举，不足较，若本是瓦砾，谁肯珍藏？”

 

    写作的困惑只能在写作中解决。写作时间长了，有一些困惑，也是好的，这表明自己还有自省。

 

    谢谢。你所说的，“在无妄的骂声里，可以静静观望人性中立体的恶，也是一种收获。 秋叶落下，其中也有一些是有毒的。”说得真好。“立体的恶”一词，多么形象。我之前做过媒体，所以对于批评和谩骂，都能泰然处之。一个人的文字是可以见出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的，在许多的骂战中，其实不必看争论的结论，只要看各自的语气和用词，就可见出他的心和教养了。在文字里，你很难藏住一个人的心。

 

    谢谢关心。有些人在我博客里留一些过激的留言，我不会介意，因为能在博客上写字的人，哪个不是聪明人？岂能辨别基本是非的能力都没有？许多事情，一眼就可看出那背后的用心的。其实那些在这说些不当言辞的人，我一看他说话的口气就能猜出他是谁（文坛你认识的人总共才几个啊？），也知道他是为何这样说，他的不忿又是从何而来的——只是，追究这些，反而显得你小气和无聊了，随他去吧。我常常警告自己，你在何事上计较，你就会被何事所缠累。人不一定都要做大事，但最好都志存高远——前者是实用主义，后者则是一个人的胸襟了。

 

    我没大出息这又何妨？我希望你有出息。但我想说，出不出息不是靠贬损、践踏别人来达到的。我还想告诉你，我不仅写评论从未收过别人的好处费，我在作协工作了五年多，还从来没在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的差旅费接待费，一分钱都没报销过，无论是为公还是为私，能合理报销的我也没报，为求自己内心无亏，这都是可查的！我自己私人寄信或寄书也不拿到单位去寄，都是自己拿到邮局寄，自出邮资。我甚至连单位的信纸或信封都不带回家里用，公私如此分明，中国恐怕少有人能做到。你在我最过硬的地方指责我，你的怨恨，真的找错人发泄了。

 

    你骂我的话我不删。有网络专家朋友查出你的IP地址和电话，要告诉我，被我阻止了，我说我不想知道。猜测一个人背后的用心，是很无聊也很低级的。我不愿这样。你说我“光看钱的脸色”，这不仅是误解，也说出你对我和世界有着一股莫名的仇恨。我理解你为何会如此不忿。但我想告诉你，你在全中国若能找出三个不收钱和审读费的评论工作者，我肯定是其中之一。稍微熟悉文坛的人都知道，我写评论多年，但我从不收任何人和任何出版社的审读费或好处费的，有些人给我钱了我也退回去。我坚守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原则。

 

    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个乱看书、选择性看书、找书看的过程。年轻的时候，多读一些闲书、杂书，有好处。一开始就过分限制自己的视野，不太好。但任何时候，读书要读出乐趣来，要有心得，做学问也是如此。梁漱溟说，“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就是这个意思。

 

    任何的地方，都有好有坏，这是常识，无须强调，都应该知道的。我的观点是，要在任何环境中，学习创造。对于一个创造者来说，环境如何，并不是那么重要。中国是一个政治化的社会，哪里都有政治，也不仅是大学里有政治。

 

    物质意义上的回归意义不大，强调故土和大地，主要是说，写作要有精神根据地，要有灵魂扎根的地方。

 

    《红楼梦》的问题是学术问题，是学术问题，都是可以争论的。不必把学术争论引到人身攻击上去。真理有时并不是在声音大的人手中。《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究竟是一人所作，还是两人作的，这本就是一个悬案。我是坚持这是一人所作的，因为天下怕是没有人可以把一部小说的续作写得这么好。陈林君是我昔日报社的同事，他的书出版后，我以短信形式表示支持，似乎也是一种学术回应，在情理之中，请你息怒。“就文学作品来说，最大的罪过也不过是愚蠢和无能，不值得动用杀伤性武器。”

 

    卡夫卡的绝望，以及他的批判性，是没有攻击性的。他的一切批判，说到底，其实是一种自审——这很重要。正如鲁迅，他的一切批判，都是承认，自己也在其中。他说中国黑暗的时候，承认自己身上也有黑暗。所以卡夫卡的文学是“弱的文学”。他曾明言：“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

 

    中西文化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学，如《红楼梦》，主要写的是“人情之美”（鲁迅语），这和西方追问存在意义的那种决绝是不同的一种方式，因此，若漠视中国的人情，不认识中国的人情，就无法读懂中国文学，也无法喜欢中国文学。

 

    引一段钱穆的话共勉：“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

 

    谢谢。在表达人心上，平常心有时比极端叙事更为有力。因此我不赞成一些成名作家，写了几十年小说了，还把自己的小说面貌弄得很乖张、很极端。过度崇尚激情和极端，有时反而是底气不足的表现。文章应该越写越有平常心。所谓老僧说家常话，就是这个道理。好作家，往往不是通过极端来体现作品的力度的，相反，他可能通过一些习焉不察的常识和经验，把力量隐藏在平常的人与事底下。这就好比真正痛苦的人，往往是没有声音的，是在饮泣；那些哭得惊天动地的人，反而有可能是在做戏，是故意哭给人看的。

 

    网络上，一定会有不客气的评论的；都客气了，就不是网络，就成〈人民日报〉了。因此，不要太在意。每个人都有说话的自由。我即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的自由——伏尔泰说的吧？我的原则是，自己的内心要清醒，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最紧要。至于别人说的，有道理的不妨接受；你不同意的，也一笑了之。所以，我从来不删自己博客里的“评论”，哪怕是骂我的。人是骂不死的。正如我父亲经常对我说的，穷不会穷死人，相反，过度的富裕却可能会把人害死。

 

    文学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提供美与心灵的私语，另一方面是提供社会批判和政治良心，二者都属于文学范畴。中国显然是缺第二种文学，所以，声音就显得单一、柔弱。我同意这种看法。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不要把文学变成单一的社会批判的武器，否则，也狭窄了。

 

    谢谢。很多人都说过，喜欢我大学期间或大学刚毕业不久写的文章，文辞比较有激情吧，但保持文辞的优美固然重要，可做学问自有学问本身的乐趣，不可轻视。全是个人感悟的，是一种；个人感悟中能找出更多的旁证，一起来印证的，也是一种。说句实话，我不想做一个被作家蔑视的批评家——这跟你是不是评论他们毫无关系，而只关乎你的文字能否引起人家的共鸣。我专门评论过的当代作家，其实不会超过三十个（和其他从事批评的人比起来，我算是给人写评论写得最少的两三个人之一了），但并不影响有更多我从未评论过只字片语的人能和我交流文学。

 

    用“垃圾”来形容文学、形容全部的文学，这是值得商榷的。唐诗中也有垃圾，但不能由此说唐诗都是垃圾。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其实都要警惕一种全称判断的思维，别动不动就用全称判断，比如“我们”啊、“都是”啊，这是有逻辑漏洞的。要证明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者，必须读过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但要证明中国当代文学不全是垃圾的人，只要举出一部好作品来就可以了。这就是逻辑上证明和证伪之间的不同难度。正如，说世界上的天鹅都是白的人，要看过所有的天鹅；说世界上的天鹅不都是白的人，只要找出一只黑天鹅来就可以了。这是常识。

 

    文学，首先是一种兴趣，一种情怀，其次， 才是出版之后的那些喧嚣。

 

    (以上摘自谢有顺留言版上的“回复”。)

 

感谢摘录者阿朵，地址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