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各位都谈到了现实、现实主义，一些观点很有价值，但我觉得大家要警惕一种误区，别以为存在一种标准的现实主义，等待着作家们去认领。标准的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不过是个人的现实主义。有多少种现实，就有多少种写作。可是，今天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日益狭窄，以为只有写了矿难、写了底层，才是现实，其实并非如此。写农村是现实，写城市就不是现实？写底层是现实，写时尚就不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只要大家不一窝蜂都去写同一种现实就行。重要的不是你写了什么，而是看你写的是否诚实——写作的诚实，是文学真实的首要依据。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二○○二年第二期上。现实主要是作家的精神处境，也是作家的语言处境，这是必然的。很多人习惯把不同的作家分成现实主义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后现代主义作家这几类，好像现代主义作家就和现实无关似的。然而，在我看来，一切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即便是那些看起来不怎么直接面对现实的作家，他们所写的，又何尝不是现实？我们不能用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式的现实标准来要求他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像鲁迅、巴金那样写作，才是现实主义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曾经说过：“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在古典派看来，现实是古典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是浪漫的。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卡夫卡看来，现实是变形的；在梵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因为现实的图景一直在变动，表达现实的方式、到达现实的道路，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不同的作家，所看到的真实是不同的，因此，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实主义。只要是真实的，我想它就是现实的。
    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作家没有现实关怀，而是担心多数作家都活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惯性之中，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往前的动力。必须承认，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写作惯性的，作家如果对此失去了警惕，就会躺在现成的文学秩序里享清福。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作家，在现有的发表、出版、宣传、销售等一系列的环节中获利，他们似乎很满足，觉得慢慢累积，就会有光明的文学前途。很少人会去关心，文学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哪些细微、秘密的变化，也很少人会去想，文学中的精神流转是不是到了该转折的时刻。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文学先锋？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都没有前瞻的眼光，探索的勇气，他们不敢比人先行一步。所谓先锋，不就是对现有文学秩序的反动么？可是，今天的作家，大多没有反动的勇气，他们更多的是臣服于时代的写作惯性之中。文学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认同这个格局后再写作，一定是轻松的，因为他无须关心文学的变化，也无须承担这种变化可能造成的后果。
    惯性使今日作家的创造性日益衰败。听说写身体、写欲望的作品好卖，大家就都去写身体、写欲望，甚至写下半身；听说有民族文化内容的作品，容易获得国外出版商的认同，就都去写貌似有民族文化关怀的作品；听说只有写时尚生活的作品，才能俘获新的读者群的心，于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作家，写的几乎都是都市时尚生活，农村在他们的作品里，成了要刻意回避的领域……我觉得，一个真正敏感的作家，一定要警惕、甚至反抗这种写作的潮流。我对一些作家说，前些年，当你们都去写精神、写思想的时候，我就要强调文学的身体，强调身体在文学中的合法性，我为此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就叫《文学身体学》，发表在《花城》杂志二○○二年第一期，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早的研究身体叙事的文章了，引用的人很多。我在文章中说，“过去我们把这个身体世界用道德的力量将它排斥在文学之外，现在它被敞开，被探索，被书写，的确意义非凡。因为害怕面对人的身体的文学，一定是垂死的文学；连肉体和身体的声音都听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苍白的作家。”这个观点，今天我并没有放弃。只是，一夜之间，今天的作家们似乎都成了身体叙事、欲望叙事的爱好者，凡写作，没有不写身体和欲望的，除此以外，作家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这时，我觉得就有必要重申灵魂叙事的重要性了。当思想泛滥，我讲文学的身体；当身体泛滥，我又要重申灵魂叙事了。不是我故意在变化和摇摆，而是我要警惕、反抗任何一种文学惯性。
    我的确以为，文学光写身体和欲望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应该是灵魂的叙事；文学不能只写私人经验，只写隐私，文学还应是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这是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精神维度，遗憾的是，它被多数作家所遗忘，或者藐视。很多人在写作中打着个人经验的牌子，好像只要写了个人经验，就一定是好文学，这是错误的。文学光有个人经验的摹写是不够的，文学最重要的是要到达灵魂、直抵人心。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家呢，他应该去调查、分析这个民族的风俗和现实。假如作家真的对现实取调查和分析的态度，就会发现，个人经验、个人隐私，绝非现实的全部。不是说，小说不能写隐私，不能写私人经验，而是要看作家写的是什么样的隐私和经验。昨天看李静评论木心的一篇文章，里面读到木心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木心说，什么是艺术？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其实，文学又何尝不是“光明磊落的隐私”？“隐私”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光明磊落”强调的是经验的公共性和精神性，二者的结合，才是文学的正途。今天，写隐私的作家很多，但能写出“光明磊落的隐私”的作家太少，为什么？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写作界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或者说，他的写作，缺少光明磊落的精神视野。
    所谓的光明磊落者，一定是有健全的精神维度的人。健全才能广大，广大才能深透。但是，在我看来，当代作家中，大多数人的精神维度是残缺的，因为残缺，他们就容易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无法向我们提供更广阔的经验、更高远的想象。我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一文中说：

    文学当然要写人世和现实，但除此之外，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也注重写天地清明、天道人心，这二者不该有什么冲突。比方说，中国人常常认为个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这就是很深广的世界观，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标准所能界定的——现实、人伦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却在是非之初，是通达于全人类的。中国文学缺的就是后一种胸襟和气度。因此，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

    为什么写不出？因为在一些作家的视野里，根本就没有值得珍重的事物。他们写恶可以写得很尖锐，写黑暗可以写得惊心动魄，写欲望可以写得很放纵，但几乎都写不出一颗善的、温暖的、有力量的心灵。即便有人试图写美好生活，那多半也是应时之作，写得虚假而可疑。
    如果文学世界里只有黑暗、恶，只有欲望的深渊，不再有善，也没有信念，那作家何以让我们相信他所体验到的黑暗和恶是有力量的？不错，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悲剧，但是，我们都清楚，他们笔下的黑暗和悲剧都是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作参照的。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它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是怀着对生命的大爱的；曹雪芹的悲剧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无法实现，他才会有幻灭感，才会体察到生命深处的痛感。相比之下，现在的作家普遍失去了信念，他们的精神视野里都是现世的得失，内心不再有坚定的事物，也不再崇尚灵魂的高洁。作家的心已经麻木，灵魂也已经物质化，甚至连基本的诚实都丧失了，这样的文学，如何能感动人？又如何能叫人信服、喜爱？
    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事务，它要求写作者必须心存信念，目光高远。它除了写生活的事象、欲望的沉浮之外，还要倾听灵魂在这个时代被磨碾之后所发出的痛楚的声音。因此，需要在今天的写作中，重申一种健全、有力量的心灵维度，重申善和希望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来寻找和守护的。作家们要常常问自己：我除了写绝望，还会写希望吗？我除了写欲望，还会写精神吗？我除了否定，还有肯定吗？我除了怀疑，还有确信吗？我当然知道，很多作家只要一写善和希望这样的事物，就显得不真实。但这并不是说文学不能写善，文学不需要向我们提供希望，而是作家们要向我们证实，他所写的善和希望是真实的、可信的。一个没有向往过善和希望的心灵，怎能写出可信的善和可实现的希望来？人不成熟，文学才不成熟；作家自己没有确信了，他所写的才没人信。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也是心的问题。五四以来，我们几乎在文学作品中看不到成熟、健康、有力量的心灵，就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精神发育上还有重大的欠缺——西方的文明没有学全，中国自己的老底子又几乎丢光了，精神一片茫然、混乱，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学写作。
    因此，在今日的文学写作中，重申灵魂叙事，重塑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和心灵刻度，便显得迫在眉睫。欲望书写的时代正在过去，文学的生命流转，应该往精神上走了，我相信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势。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要为今日的文学写作提供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解决方案，不，我只不过是要作家们看清文学气息的流转已经在发生变化，优秀的作家，不能再依靠惯性继续写下去了。灵魂叙事大放光芒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对人与事物心中有爱、对未知的世界抱着好奇、对生命的衰退怀有伤感、对灵魂的寂灭充满疼痛的作家，才堪称是面对人心、背负精神重担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今天实在是太少了，我认为，这才是中国当代文学长期低迷的内在原因。（时间：2006年10月；地点：苏州。发言稿为《南方文坛》杂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修订而成。）

 

   （摘自谢有顺文学演讲录《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一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