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莫言（节选）

                                                                                         李汝保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成首位获此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奖感言：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紧密相关。亲近莫言，觉得他为人朴实、厚道，他的作品亲切、有力度，善于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有浓烈的民族色彩。
       2012年12月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星河泛舟——李汝保散文、特写自选集》有我与著名作家莫言的彩色合影照和《莫言：《檀香刑》高粱又红》的文章。全文如下：
       我知道莫言，是由于电影《红高粱》，其实他的成名作是《透明的红萝卜》；我见到莫言，是他与王安忆同作的《写作，是悲壮的抵抗》之演讲；我拜访莫言，是他正忙于为山东高密亲属接站之前后，在《新世纪，我们相聚北京》“走访名人篇”中可见；我评论莫言，不是在《檀香刑》的声调中，而是早在“高粱红了的时候”——
       《檀香刑》是我买的第一本莫言的长篇小说，按他的说法是“受到正面赞誉最多的一部小说，包括民间语言、结构的特殊性等”。“我想写一种声音。在我变成一个成年人以后，回到故乡，偶然会在车站或广场声调，听到火车的鸣叫，这些声音让我百感交集，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全部因为这种声音被激活。”
       小说描写戏班主孙丙，领导老百姓自发地与入侵中国的德国人抗争。其实就是因为修胶济铁路要穿过祖先的坟茔，迁坟肯定会破坏风水。由此，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动。小说与《红高粱》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红高粱》改编成电影之后，语言冲击力变成视觉冲击力，我爷爷的故事、人物形象塑造均更有冲击力，当时我就写过《好一碗高粱酒》——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红高粱》。且看艺谋《酒神曲》，香飘夺魁“金熊奖”。看过中国影坛奇才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红高粱》，不由发出对这部电影杰作的赞叹：“好酒！好酒！”
       “九月九酿新酒。”《红高粱》别出心裁，独树一帜，从一个陈旧的故事中掘出新鲜主题，一个现代神话引出视听形象。影片一开头，《颠轿曲》以强烈动作性的视觉形象与快乐诙谐性的听觉形象“声画对立”，形成了电影语言的“冲击波”，对观众产生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感染力；影片的结尾，一场恶战以后银幕画面上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血红的高粱在摇，画外音中孩子“娘，娘，上西南”的叫声与高昂激越的唢呐齐奏，形成了银幕形象塑造所少有的“超音波”，对观众产生了“后发制人”的艺术震撼力。仅此别开生面的“第一本”与独具匠心的“压台戏”，就足够让观众对高层次艺术行为的品味，而获得多样化的艺术审美感受。
       影片中的《酒神曲》两次出现，也是令人赞叹不绝的，酒酿出来之际，先得敬酒神，“好酒！好酒！”酿酒伙计们豪爽粗犷，唱起来震天动地，大碗地喝，似乎人间所有的快乐都在这舒展酣畅之中。而当“我罗汉爷爷”离开酒家，参加抗日而惨遭迫害之后，当年的陈酒又端出来，叫着“好酒！好酒！”酿酒伙计们怒火满腔，喝起来大碗地喝，似乎人间所有的都在这甘泉激荡之中。这欢快狂野之“乐”的高峰与气壮山河之“怒”的极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比照，相对成趣，相映成辉。
       《红高粱》确实是中国影坛中的好酒，这酒也确实非同小可，“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滋阴壮阳嘴不臭，一人敢走青杀口，见了皇帝不磕头。”这香气袭人，醉人心脾的好酒确实值得人品尝一番。“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走，走，去喝酒！《红高粱》确实是“好酒！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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