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飞作为新时代的英雄，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丛飞没有想到，在他走后，关于他的争议却悄然浮出水面，并愈演愈烈。质疑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丛飞的行为是否值得提倡？能否作为时代的楷模？

 

　　质疑之一：只顾自身愿望牺牲家人利益，没有尽到基本责任。

 

　　丛飞只知付出、不求回报的品德确实令人钦佩。但是，凡事都应该有个度，所谓过犹不及。对于有家庭的人来讲，他首先应该对自己的家人负责，保证自己的家庭成员幸福。然而，散尽300万辛苦钱，又背上17万债务留给妻子；买房要让农村的父母还货款；女儿上幼儿园无钱交费，由爷爷代交……

 

　　对于妻子、女儿、父母，丛飞不仅没尽到相应的责任，而且留下的是负担累累。对于家人而言，这是一种自私而不道德的行为。

 

　　质疑之二：丛飞有捐助快感心理依赖症，显示出了艺人的浮躁之气。

 

　　捐助的源动力是“渴望掌声”；最愿意做的是远赴千里，亲自把钱送到捐助者手中；最喜欢让受捐助的人叫他“爸爸”，捐助的目标是凑够56个民族……

 

　　其余种种，不再列举。

 

　　质疑行为本身，说明了民众个体意识的觉醒，独立思考能力的提高，不再唯“官方观点”而从，不再唯“主流媒体”而从。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然而，丛飞的行为真的是病态的表现吗？尽管其行为有许多常人无法理喻之处，但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丛飞是一个人，是一个微弱的个体，他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是社会之中无形之手让丛飞的行为一步步走向极端。

 

　　我们不能要求丛飞能对这些无形的手有非凡的抵抗之力。相反，对这样一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我们应该毫不迟疑的致敬。我们探讨“丛飞现象”时，不应该对丛飞本人表现出不应有的失敬。

 

　　当我们挖掘丛飞背后这些无形之手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病态的不是丛飞，病态的是社会。

 

　　病态之一：舍已为人，舍生取义，“义”字背后是什么？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形成了中国的道德规范。舍已为人，舍生取义，一直被社会弘扬，成为了一套评价体系。就在这种评价体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被驱使、被引导，只不过丛飞现象中表现的更极端一些而已。

 

　　丛飞为什么会借钱？当他初始向一户人家捐款时，同村的其他人纷纷指责并索要：为什么捐给他们家了不捐给我们？丛飞捐出所有的钱还不够，又向同行者借钱才满足要求。

 

　　一位丛飞捐助过的学生，因为要买一部MD听音乐而向丛飞索要3000元，寄晚了仍要受到指责。丛飞病重入院，仍在家长打电话要学费：“答应的事为什么不兑现？什么时候出来挣钱？”

 

　　经济的重压下，丛飞不是不想放弃，但可以设想，如果丛飞放弃了，大家（包括今天质疑丛飞的人）又该如何评价？能逃脱传统道德的评价体系吗？

 

　　道德体系中对于“舍已为人、舍生取义”的无限度的推崇，是道德的扭曲与变态，其中暗藏着一个几千年的秘密：“舍生取义”的“义”之标准是由谁制定、由谁宣扬的？

 

　　而在扭曲的道德之下，多少明火执仗的“抢劫”、“强索”行为假其道而行之？

 

　　病态之二：人民有高尚的义务？政府有平庸的权利？

 

　　尽管受到质疑，但丛飞毕竟实实在在帮助了一百多个孩子。如果没有丛飞，这些孩子能得到帮助吗？答案很清楚。这些孩子本来应该得到谁的帮助？答案也很清楚。

 

　　但政府当然有政府的难处：由于经济不平的限制、历史的原因、地区的差异，政府无法对所有的贫困失学儿童进行求助，应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每个人伸出援助之手，奉献一片爱心。

 

　　我们不能要求政府直接拿出钱来进行帮助，因为政府的钱还有大事要做，我们也不能盲目地与其他已经实行了义务教育与免费医疗的国家（比如印度）进行攀比，我们应该面对现实。

 

　　但政府既然能不遗余力地树立一个又一个典型、个体榜样、高尚的楷模，为什么不实实在在的做点实事，发展地方经济，缩短贫富差距？即使不能马上做到，也应该建立起真正的社会援助与慈善制度，让募捐、捐助、评估、监督等机制健康有序地进行，并且用行政的手段、税收的手段，让慈善不仅利他、而且利已，让更多的企业与富豪阶层真心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之中。

 

　　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典型的推出。过多的“以个体之力，代政府之责”的行为，是不正常的行为。当年洪战辉作为感动中国的人物出台时，我曾经感到困惑：一个与洪战辉既无血缘关系，也无收养关系（按收养法，收养关系无法成立），也非法定监护关系的未成年人，长期由洪战辉抚养，符合法律规定吗？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吗？动静都闹这么大了，政府怎么还不出面，承担起应尽的政府责任？但没有。宁肯花钱树一个典型，也不承担应尽之责，让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继续延续至今。

 

　　高尚是我们做人的一种境界，但不是每个人的义务。公民有不高尚的权利，但政府没有平庸而不尽责的权利。

 

　　从来都是官员号召百姓高尚，干部要求群众高尚，实在是没道理。这高尚二字都变了味了。

 

　　丛飞响应号召了，高尚了，但却被伤害了。

 

　　病态之三：媒体只管“感动中国”，“责任为先”扔到一边？

 

　　媒体越来越会煽情了，越来越会让我们动情了，有了感动中国，又有了一串的感动陕西、感动江西、感动江苏、感动重庆……

 

　　在一次次感动中，一个个百姓出身的人物被树立起来，媒体在轰轰烈烈的树典型颇有成就感。但别忘了，媒体的确应该首先是“政府的喉舌”，但同时也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一个个百姓权成了典型，而其中“有关部门”的责任、“有关部门”的缺位，却被掩盖了。

 

　　表面文章做的漂漂亮亮，深层原因却不愿涉及，这是少数媒体（当然不是大多数）的变态之处。

 

　　丛飞之“病态”在某种意义上是“媒体病态”的牺牲品。

 

　　丛飞曾经流露过不堪重负的想退出的愿望，但媒体却不允许他停下来。因为这样一个榜样的诞生，是媒体的功劳。而且，丛飞代表着深圳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代表着这座“最具爱心城市”的形象。

 

　　但这座最具爱心城市的爱心媒体，你们对丛飞怎么没有爱心？怎么忍心把一个普通歌手捧到英雄、超人的高度让他耗尽钱财与精力？怎么忍心让他牺牲掉家人的利益缺失一个丈夫、儿子、爸爸应尽的义务？怎么忍心让他拖着病痛之躯仍要出席媒体活动并表态“把高尚坚持到底”？

 

　　不要再指责丛飞面对公众媒体时的虚荣之心。哪一个人在面对媒体的摄像机时，有不高尚的勇气？

 

　　虚荣的是媒体，已经虚荣到了变态的程度。公正的健康的媒体，应该客观的不加夸大的报道事实，并把握宣传之度，应该既让高尚的事迹得到宣传，让高尚的人得到赞扬，也要爱护、保护高尚的人。

 

　　丛飞是一个好人，他的行为的极端与扭曲，更说明了个体在变态的社会之中的无力。

    丛飞的价值不仅是留下了“感动中国”的事迹，也在于引发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为丛飞的家人祝福，向丛飞致敬，也向开始独立思考的人民群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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