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豚保护进行时: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经验得到国际组织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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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水生所官微3月22日推送从事豚类保护研究的青年专家梅志刚博士撰写的6000字长文《为了留住长江的微笑》,该文透露:国际捕鲸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对我国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做出高度评价:
“目前资料表明,极度濒危的长江江豚在3个迁地保护区中已经实现了成功繁殖,其中一个已经拥有足够的数量可以移出部分个体支持其他迁地保护区的建设……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是有效的,祝贺中国政府、王丁和他的团队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功。”
与全球其他极度濒危的小型鲸类种群持续下降、濒临灭绝的境况相比,这是十分积极的信息,更显得难能可贵!这标志着中国长江江豚的自然迁地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成功,实现了长江江豚快速有效“保种”,为长江江豚长久保护系上了一道“安全绳”,避免了“灭绝”重演。
梅志刚博士在文中以专家的视角,披露了大量不为外界所知的信息资料,全面详细回顾了30多年中国科研保护团队勇于创新和坚守初心,从当初国际学术界和保护组织的广泛质疑及反对,到我们建立和发展长江江豚迁地和繁育保护理论及技术体系,再到现在作为“中国经验”,为全球受胁和濒危小型鲸类的“保种”及保护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从当前结果来看,这是一个欢欣的故事,但个中曲折,欲说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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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中科院水生所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淡水豚类生物学及物种保护研讨会”,会上陈佩薰等老一辈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淡水豚类的保护要采取原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相结合的保护措施。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要对一种鲸类动物实施迁地保护。然而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国际学术界和保护组织的反对。主要意见是鲸类作为一个具有相当智商的高等生物,进行人工圈养是不人道和不合适的,唯一的出路是在原来栖息地加强就地保护。可是,当时发展才是硬道理,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聚集着超过全国1/10的人口和40%的GDP产出。在高亢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寻求白鱀豚的就地保护,无异于与虎谋皮。
1986年第一届国际淡水豚保护研讨会
必须立即开展保种行动!科研团队创新地提出了利用长江故道开展白鱀豚迁地保护的方案,并首先将目光瞄准了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故道,这个区域经自然裁弯取直后,形成一个长约21km、宽约1.5km的牛轭湖,环境保持较好。但当时白鱀豚极度濒危,数量稀少,不能冒险尝试。因此,便将当时并不那么濒危的长江江豚先迁入其中,开展迁地保护尝试。1990年,5头长江江豚被迁入天鹅洲故道,由此拉开了长江江豚保种行动的序幕。1992年,首次监测到故道内的长江江豚实现了成功的自然繁殖。

但如何对故道内的迁地保护江豚种群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和评估,都面临困难。长江江豚成年体长约1.5米,出水时仅有背部露出水面,且时间不足1秒。若通过肉眼观察对他们的种群数量和健康状况进行评估,非常困难。科研团队开发了长江江豚种群的被动声学调查技术,联合日本科学家研发了针对小型齿鲸的水下生态声学事件记录仪,成为鲸类学研究中最重要和最广泛使用的设备之一,实现了对长江江豚声信号的主动连续记录和识别。
小型鲸类的捕捞存在极大的风险和技术困难,主要原因是他们长期适应了水生环境,个体小,捕捞时的应激反应强烈,容易死亡。研究团队开发了声驱网捕相结合的方法,经过多年的实践,有效完成了对长江江豚的成功捕捞。该技术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对迁地保护种群的精确计数、个体补充和有效评估,更重要的是它几乎是挽救了整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事业。
通过总结系列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建立了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水域选址技术,包括候选水域的自然环境质量、生物资源本底、社会经济条件、管理能力、种群发展空间等指标体系。

2015年3月,在湖北监利何王庙/湖南华容集成故道启动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
2015年3月,在湖北监利何王庙/湖南华容集成故道启动了“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工程”,从鄱阳湖和天鹅洲故道分别迁入4头长江江豚,建成了第二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6年3月,又在安徽安庆西江故道建立了第三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并迁入7头江豚。可喜的是,这两个新建立的迁地保护种群均在第二年实现成功的自然繁殖,而且此后也观察到了连续的自然繁殖。通过野外个体补充和自然繁殖,两个迁地保护种群均超过20头,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2015年春季,采用声驱网捕技术开展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向天鹅洲保护区和新建立的何王庙/集成保护区分别迁入4头江豚
伴随着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数量的快速增长,国际上的质疑声音逐渐减弱,但存在一个显著问题:迁地保护种群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遗传多样性水平可能较低,存在近交衰退等遗传瓶颈,灭绝风险高。迁地保护群体需要加强遗传管理才能保证迁地保护措施最终取得成功,而亲子鉴定技术则是种群遗传管理的基础和前提。科研团队采用一种优化高效的磁珠富集法首次为长江江豚分离得到数十个微卫星座位,并最终筛选到20余个多态性微卫星标记。2008年春天对石首天鹅洲保护区迁地保护长江江豚群体进行了亲子鉴定,成功地鉴定出14对亲子关系,并构建得到了保护区群体初步的遗传谱系,可信度达到99%以上。
基于对天鹅洲迁地保护种群及野外长江江豚种群遗传多样性的持续监测,科研团队在2013年、2014年、2016年及2017年,通过救护、个体交换等措施,从野外向天鹅洲故道迁入了8头个体,成功实现了遗传多样性优化。更重要的是,在新建立的两个迁地保护种群中,都实现了不同遗传背景个体的混合。
除通过自然迁地保护来实施长江江豚的保种行动外,科研团队还准备了B计划,开展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的研究和尝试。在水生所白鱀豚馆,从1996年开始尝试长江江豚的人工饲养和繁育。

科研团队结合对长江江豚人工饲养环境的控制和管理经验,建立和发展了营养调配、水质监控、社群管理、谱系记录、妊娠监测、孕期和分娩护理等系列技术,并成功实现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

2007年水生所白鱀豚馆第二头江豚出生,正在吸奶的是新生幼豚,一旁观看的是哥哥,是2005年出生的第一头江豚
2005年,第一头在水生所白鱀豚馆人工环境下繁育的长江江豚出生,今年已经17岁啦。随后,在白鱀豚馆还实现了多次成功的繁殖。更可喜的是,第一头在白鱀豚馆出生的江豚还参与了第二代的繁殖,顺利升级奶爸。
2008年,利用在天鹅洲保护区冰灾中救护的两头江豚,科研团队在保护区网箱内开展了长江江豚的人工繁育研究。2015年5月,首次实现了网箱内的自然繁殖成功,小江豚健康成长至今。2020年5月,网箱内又出生了一头江豚。长江江豚的人工繁殖技术取得了较好成功,为长江江豚的保种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2018年6月2日在水生所白鱀豚馆出生的江豚e波
2011年4月,科研团队首次开展了长江江豚的软释放。在人工饲养环境中生活了近7年的雄性江豚“阿宝”,通过历时4个月的食性驯化、捕食行为重建、群体行为塑造和环境适应等系列操作,被成功放归天鹅洲故道。在2015年天鹅洲长江江豚种群调查中,“阿宝”身体健康,已经实现了四世同堂!
2015年天鹅洲故道江豚体检,科研人员再次与老朋友阿宝相逢
当前,在天鹅洲故道中迁地保护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超过100头。其他几处迁地保护水域的长江江豚数量逐年增加,加上人工繁殖群体,整体上长江江豚的保种种群数量已达 160 余头,且种群健康状况和持续发展势头良好,为长江江豚的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
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江豚种群快速衰退的趋势得到基本遏制。甚至,在局部水域,例如洞庭湖和南京江段,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呈现了恢复。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干流、大型通江湖泊和重要支流正式开始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沿江各省也加强了对长江岸线的整治和恢复,严控污水排放,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无序采砂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这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的有力举措,是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最重要的第一步,也将必然对长江江豚的保护产生积极的影响。
鉴于我国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的成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单位于2019年在水生所召开“长江江豚保护进展及启示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高度认可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工作,认为应将迁地保护技术推广应用到小头鼠海豚等世界其他珍稀鲸类物种的保护。
目前,我国政府已将迁地保护列为实施长江珍稀濒危物种拯救行动措施之一,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长江江豚栖息地保护,开展长江中下游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
可以预期,整体上,长江江豚的栖息生境和种群数量将会得到逐步恢复。我们相信,长江江豚保种故事的下半场一定会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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