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伽特·米特拉《云端学校》一书有感

对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有些了解的人们，一定都听说过“墙洞实验”。

从“墙洞实验”到“云端学校”

1999年，苏伽特·米特拉在印度Kalkaji贫民窟的一面墙上挖了一个洞，将一台电脑嵌入其中，屏幕面向孩子们平时玩耍的一片空地。很快，这台电脑就吸引住了孩子们，在没有任何人教他们如何操作的情况下，他们打开了网页，在电脑上学会了玩游戏、画画、搜索信息，以及相关的英语语言。

这就是著名的“墙洞实验”。苏伽特在印度的很多地方重复了这个实验，同样惊喜地发现这些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操作电脑，学会了纠正英语语音，自学了未接触过的生物科学技术等知识。在意大利的实验更加令人震惊，学生在完全听不懂老师所说英语的情况下，自主通过网络将英语翻译成意大利语，再通过合作探究学习，成功地解开了老师出的难题。

通过对孩子学习行为的监控，苏伽特发现即使是学习资源最差的地区，儿童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都能够通过自我探索实现自我学习，甚至还能教别人。他由此提出了一种学习理论：学习是一种自组织行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学能力，都能够自主建构知识。

在“墙洞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苏伽特进一步提出“云端学校”的构想，并在世界各国开展了面向未来的新型学习方式的实践与探索。“云端学校”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努力为儿童营造“自组织学习环境”（简称SOLE）。一个不低于25平方米、可以至少容纳24个孩子的视觉良好的学习空间，有4-6台可以上网的屏幕比较大的电脑，还需要一台投影仪便于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互动，再加上一些辅助的设施即可；二是构建支持儿童学习的“奶奶云”。即在互联网上为儿童提供志愿者，每一位志愿者都是一位“云奶奶”，他们的作用不是去教儿童学什么，而是与儿童开展交流和对话，在对话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引导儿童就这些问题开展自主性的探究，在儿童取得学习进展的时候衷心地加以赞美。

在不少贫困地区，“云端学校”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苏伽特和他的团队筹措的资金，当资金链断裂的时候，“云端学校”也就办不下去了。但即便在“云端学校”短暂生存的那段时间里，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儿童在阅读、搜索能力、互动交往等方面的变化。与此同时，“云端学校”吸引了更多地方的关注，加入实验的地区越来越多，有很多传统学校的老师们也积极投身其中。实验的结果反复证明，只要给孩子们确定一个任务，即便没有教师的帮助，他们都能将其解决掉。

怎样让学习更加有效地发生，是教育改革着力要突破的难点之一，苏伽特的实验无疑为此提供了路径和方向。只不过这一改革是如此标新立异，是如此颠覆传统认知，要让今天的家长、教师、学校和社会广泛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传统教育到未来教育

每一种教育制度，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呼应的。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只有少数人和机构拥有足够多的知识，为了让更多的人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班级授课制”这种教育模式应运而生。按照年龄设计的课程和教学内容，几十个学生按部就班地聚集在教室里，捧着同样的教材，学习同样的知识，接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考试，接受统一的评价……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工业流水线在学校这一场景中的重现。

以班级授课制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教育，在工业革命时期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中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詹金斯（Jenkins, 2008）的研究所揭示的，尽管有97%的5岁儿童愿意到学校来学习，但到他们小学毕业之时，这个数字就会下降到30%～40%。尽管学校也在想方设法改进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尽管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但学生对学校的好感度并没有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同步增加。假如学生不想学，学校和老师就束手无策了。

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对过去知识的学习和记忆为主。这些知识是经过专家精心挑选出来、通过课程的方式组织起来、以教材的形式呈献给学生和教师的。为了让教师能够更好地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物力对教师开展一轮轮的培训；为了让学生便于理解，从教材的编排到课堂教学的设计，从过程性评价到终结性评价，有着整套的教育设计，有着数不清的机构在努力工作。问题是，这些过去的知识，不都呈现在互联网上吗？如果学生能够直接借助互联网学习，那这些中间的环节是否都可以省略掉？苏伽特说：“互联网已经使大部分传统教学变成效率最低下、费用最昂贵的学习方式。”

苏伽特用“水壶-杯子”模式来形容传统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方式。教学就像提起水壶往杯子里倒水那样，儿童的头脑是个空杯子，教师从一个满满的水壶中往杯子里面灌知识。这种“水壶-杯子”模式是在没有湖泊的时代建构起来的。现在这个湖泊出现了，只要连着网络，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取水。因此，教育的模式要跟着发生改变。

书中介绍了斯蒂芬诺·曼库索所做的一个实验：在一片小树林中，他在一棵树上刻了一刀，这棵树开始产生抗生素来防止感染。接下来，小树林里的其他树叶也开始产生抗生素，因为那棵受伤的树通过树根和菌类这样的“网络”向周围的同伴发出了警告。树尚且如此，人类更是如此。人是群体性动物，需要有他人的帮助和支持才能在社会中生存，所以人天生就有信息分享和交流的能力与渴望。只要有一台可以联网的电脑，将几个儿童吸引到电脑前，再帮他们创设一个好的问题，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儿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试探之后，慢慢地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并用自己可以理解的方式给出问题的答案。苏伽特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实验，其中有不少是给孩子们提出高难度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高于传统课程所设定的好几个年级的问题，但这都难不倒孩子们。

让儿童以小组的形式接触互联网，他们可以自己学会一切。以小组为单位，在安全的公共空间接触网络，一方面凸显了未来学习的基本特征，即“教育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学习是涌现其中的现象”，在面对无法解释的事物时，会调动一切能量和能力把它搞清楚，包括自己的力量以及周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不需要采取什么过滤措施或其他监视手段来防止电脑“误用”（不用担心孩子去浏览网上的色情内容或其他不好的图像）。另外，以小组为单位的儿童更善于网络搜索，且能够发现信息中或他们感知上的错误。

苏伽特认为，只有三种最基本的东西在今后的大数据时代是学生用得到和必须学的东西：第一是阅读理解，第二是信息检索，第三是让他们具备与教条抗衡的能力。为此，互联网应该成为学校的一门必修课，并指向当下最重要的学生生活技能。

从墨守成规到与时俱进

如果“云端学校”能够在世界各地普及起来，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教师。只要有一台联网的电脑、一个“云奶奶”，学生就可以自发学习相关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价值体现在何处呢？

其实，已经有不少教师感受到信息时代带来的危机了。尽管授课方式还是班级授课制，但教师已经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甚至是主要来源，学生走进教室开始上课的时候，或许已经通过互联网了解了与即将学习的内容相关的信息，获得了大量的事实性知识。如果教师不能在课堂上让学生感受到知识的鲜活和生动，要让学生沉浸其中是不大现实的。

苏伽特重新定义了教师这个角色：你去哪里，我去哪里。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要从资源的掌控者变为学习资源的创造者、调配者、提供者，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教育研究还证实，教师的集体效能（简称CTE），是影响学生学习成就的第一大因素，它是教师共同的信念，既通过集体行动，他们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教师也能采纳自组织学习环境的模式，以这样的方式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那么，教师的好奇心会得到更好的激发，技术也能派上用场，教学会得到更多的辅助，教师也有足够的智慧让儿童自主学习。

要改变的还不仅仅是教师。就拿考试来说，现在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严防死守，防止考生将手机等智能设备带入到考场中，借助互联网等获得相关试题的答案。问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终将发现，如果不关闭卫星或通过手术移除植于体内的装置，我们很快将无法将互联网挡在教室门外。互联网一旦进入考场，将破坏现行的评价体系，以及迎合它的教学方法。就像互联网已经摧毁了纸质的百科全书、黄页、地图以及其他纸质资源一样。

我们为什么如此担心学生将智能设备带入考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考学生的知识都是过去的知识，都是有着确切答案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互联网上广泛存在着，一旦学生能够上网且具备基本的搜索能力，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但这个世界上也存在着没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互联网上也没有这类问题的答案。你看那些由导师提出或者博士生提出的的研究课题，就是那些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这就是它成为研究课题的原因。

想要禁止互联网进入考场，从长远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那就唯有改变现行的教育制度以及考试评价制度了。过去的、已经有确切答案的知识，不应该在成为教学的核心内容，教育要着重探讨那些没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过去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学生借助互联网就可以获得，但他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找寻一种解释的路径和方法。这样的学习，直接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往往就是没有确切答案的。

那么考试呢？既然互联网都能开放给学生，考场也就不必要了。学生可以在任何地方参加考试，也可以自主申请考试的时间。当然，试题的内容是开放式的，是在互联网上没有答案的，学生需要借助互联网的海量资源，形成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他在网络上搜索了哪些资源，用了多长时间等等，都将成为考查的内容，而不仅仅局限于知识本身。而要实现这样的考试，需要利用人工智能开发一个多元的评估系统，实现全自动的评价。

那些能教学生如何提出无人知晓答案的大问题的老师，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是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

《云端学校：没有老师，学习如何发生》，[印度]苏伽特·米特拉著，张建民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