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东平《中国教育会好吗》一书有感

杨东平是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

《中国教育会好吗》一书是杨东平近年来的教育随笔和时文结集。书中既有对起跑线上的竞争、奥数教育、超级中学、小升初、教育公平、考试制度等热点问题的批判和剖析，也有对教育文化的深刻反思，对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的理性探讨。杨东平在剖析各种教育现象的同时，也对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各种教育创新案例进行了分析，探究了教育变革的路径和机制。

一、教育的弊端

我国教育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教育观念的陈旧、应试教育的猖獗、教育公平得不到有效落实等，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教育观念的落后，是制约教育发展的一大瓶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的教育始终坚持“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传统，十年苦读只为金榜题名。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教育接受了前苏联的教育思想，强调树立典型、竞争和选拔、培养少数尖子生、优秀生，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念一脉相承。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我们已经看到教育领域这种只关注少数精英、无视普通学生的弊端，强调要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教育权利和个性发展，但现实并不令人乐观。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全民教育、大众化、互联网的新时代，然而，主流依然是名校崇拜、培养尖子和“精英”、面向少数人的教育。

应试教育的猖獗，全社会教育价值观的扭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触目惊心。陶行知将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的科举教育的传统称之为是“大规模消灭民族生存力”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在今天依然非常普遍，而且愈演愈烈。现实生活中学生因为不堪忍受学习的压力而自杀的现象，在整个教育发展的历史上都非常罕见。虽然国家在多年之前就看到了应试教育的弊端，提出“素质教育”来纠偏，但“素质教育”并不是具有理论内涵、能够覆盖和解释复杂教育现象的教育哲学，仅仅是一种工作性的提法。应试教育因为有明确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课堂中心、教师中心、课本中心”如金科玉律般被教师奉为圭臬，始终难以撼动其地位。

教育公平得不到有效落实，使得人民群众对教育越来越不满，对优质教育有着越来越多的期盼。一些所谓的名校，积聚了大量的政策资源和教育资源，能够利用自己特有的招生政策、师资调配的政策等做文章，导致了同城学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巨大差异，城乡学校办学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穷人和富人在入学机会上的巨大差距，“精英”和普通学生在接受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等等。这些差距不仅带来了教育领域的等级划分，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也是很多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

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被扼杀。美国曾有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在他主编的《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一书中，梳理出学校扼杀学生创造力的9种“必杀器”：凡事要求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正确路径；培养学生对权威尤其是对教师的服从感、恐惧感；不惜一切地遵循教学计划，只让学生完成老师布置的课题；打击、纠正学生的创新思维，倡导“天才是罕见的”的观念；阻止学生跨学科解决问题的思路，倡导“知识分界”的概念；嘲笑、打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倡导诸如“智力是先天基因决定的”理念，打消儿童挑战高难度任务的尝试；用经典格言和口号来证明观点。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吐温提醒大家：“别让学校影响到你的学习”。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霍特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学校是让孩子变笨的地方。

二、落后的制度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种弊端，与教育管理制度的落后有着直接的关系。升学主义和管理主义，是其最为直接的表现。

杨东平有不少的文章，是关于“超级中学”、“大班大校”现象的分析和讨论。我们都知道芬兰的教育在全球有很高的知名度，有几个特点支撑了芬兰先进的教育体系：一是教师准入机制，设立高门槛让真心喜欢教育且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人才来做教师；二是确保小班小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教师的精心照顾；三是减少甚至取消统一的考试，给教师实施教学的专业自主权，保障孩子在安全无忧的环境里快乐地成长。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集中力量来办大规模的学校，少的几千人的规模，多的学校有一万多名学生。学校的校长别说认识学生了，连教师都认识不清楚。他能够认识的，就是几个年级部的管理层干部。

大规模必然意味着教育品质的变异，不仅不可能关注到每一个学生，而且一举一动都可能引发安全事故，这就是所有巨型学校不得不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原因。为了确保学生在校期间不出事，学校会细化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对学生的一言一行进行规范。在某些学校，已经竟然出现了学生在校三年睡觉不脱衣服的现象，令人毛骨悚然。要让学生不对这些规章制度表示反感，又必须在升学方面做各种各样的文章，想法设法提高升学率，提让学生感到在这个学校里苦读有奔头，然后就是连篇累牍的作业和练习，将学生的所有时间全部占满，不给他们创设互动交流的机会。杨东平指出，造就“超级中学”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应试竞争，也不是教师、校长，而是地方政府对高考升学率这一教育政绩的追求。

功利主义，也是教育最大的失败。薛涌说：早期教育有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点燃孩子内心的火焰，培养孩子的信心和好奇心；第二个是给他的内心火焰加柴，培养孩子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使得孩子的内心火焰能够熊熊燃烧。但在功利主义的教育制度下，学生的所有努力都不是为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的，是冲着今后的“名”和“利”去的，学生拼命地参加奥数班，在各种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些，而是因为在今后的升学路途上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一旦他到了大学或者大学毕业之后，发现有更挣钱的职业可以选择的时候，他就会义无返顾地抛弃此前所付出的各种努力，去挣大钱去了。

政府需要的是升学率，学校需要的是比其他学校更高的升入高一层名校的百分比，家长需要的是孩子考入一所名校来为家族争光……很少有人关心孩子的兴趣爱好、孩子最好的发展趋向。在这样功利的环境里，孩子自然也能嗅得出这“铜臭”的气息，并慢慢地让其成为自己喜欢的味道，以便和这个社会相适应。

我们在教育制度的设计方面，口号太多，但有关教育内在品质的改善关注的还远远不够；教育始终处于政治冲击和经济挤压的双重困境中，始终没有把人放在教育的主体地位上来，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还悬在空中；我们的现代学校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依据制度来依法办学、自主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们还处在相对封闭的办学环境之中，对社会、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发挥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很大的偏差，更别谈建立起文化主义的教育观来指导教育改革的方向了。

三、希望在基层

这些年，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始终在推动，但其所能产生的效应其实很有限。全国第八次教育改革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从目前的情况看，绝大多数的改革目标都没有如期实现。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师都是这个系统中最基础的元素，最重要的改革力量。自上而下的改革，之所以经常雷声大雨点小，就是基层的学校和教师不理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变。虽然在相关组织的安排下，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培训，也尝试着做出了一些改革的探索和尝试，但自身是缺乏改革的意愿的。

富兰在研究了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所存在的困难之后，提出了教育变革的新路径，他认为，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前进的真正动力，“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最新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多样性的文化和在团体边缘的人。

想想看，确实如此。山东的杜郎口，作为一所普通的学校，缺少各种资源的积聚，也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所关注不到的地方。但他们从学校的办学实际出发，自力更生搞改革，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吸引了很多学校前去取经，也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在虹口，也有很多这样鲜活的经验，比如我们在学校管理层面开展的现代学校制度体系建设，围绕学生存在明显差异开展的“分层递进教学”的实践，针对学科教学的局限性开展的“协同教学”的研究，等等，都已经有非常丰硕的成果呈现，并产生了良好的辐射效应。真正的高手在民间，在基层一线；变革教育的力量也在基层一线。多给基层一线办学的自主权，多鼓励他们开展针对自身教育难题的实践探索，他们就会为中国的教育奉献出更多鲜活的经验。

《中国教育会好吗》  杨东平/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