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一个农场主，主要以养殖奶牛为生。现在有一种情况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如何处置？

你说饲养的主要是泽西奶牛和格恩西奶牛，你的邻居也是一位农场主，他饲养的是黑白花牛。黑白花牛每年每头牛的产奶量要比排在第二名的奶牛高出40%左右。换句话说，你和邻居付出相同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在饲料、挤奶、清理粪便、水电等的支出，但对方将比你多收获40%左右的牛奶，也就是多了40%左右的收成。

我想你很快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奥妙，然后逐渐淘汰掉你所饲养的泽西奶牛和格恩西奶牛，改换成饲养黑白花牛。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其他的农场主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所饲养的奶牛就都变成黑白花牛了。

问题是，黑白花牛要能产出比其他奶牛高40%的牛奶，是有前提的：只有在食用富含高能量的谷类食物的前提下才可以。而泽西奶牛和格恩西奶牛即使是青草，也同样会产出大致相同的牛来来。换句话说，它们产奶与食物的相关性不是很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气候变化异常，极端天气频频出现，如果出现了饥荒，所生产的谷类食物连人都不能保证供应，还会轮到黑白花牛来吃吗？到那时，那些依赖牛奶生活的人们，将怎样度过没奶吃的难关？

为了追求牛奶的高产量，人们总是从功利的角度做出抉择。抉择的过程，往往是排斥动物的多样性，仅选择少数几种动物的过程。这种多样性的减少，看上去提高了产量，保障了食物的供给，但其蕴含着巨大的危机。在过去的历史中，人们已经多次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似乎并不太长记性，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欧洲人在16世纪30年代初次得知有马铃薯这种植物。马铃薯在当时是印加饮食的主要成分，西班牙人攻占印加帝国时，将其带回到了欧洲。爱尔兰人在种植马铃薯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它所提供的巨大产量，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当地的人口从1660年的50万人左右，增加到了1840年的900万。而这个国家如果一直种植小麦的话，最多只能养活500万人。爱尔兰人发现，种植马铃薯好处很多，不仅可以在不适合种植小麦的土地上种植马铃薯来给自己提供充足的粮食，还可以将种植的小麦进行外销，为自己带来外快，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将马铃薯作为自己的主食，马铃薯成了爱尔兰第一大农作物。

到了1845年，一种真菌侵袭了爱尔兰的马铃薯，整个国家都未能幸免。马铃薯的植株开始枯萎，底下的块茎则开始腐烂，马铃薯田原原本长满外表健康的植株，不到几天便只剩下残败的黑叶，马铃薯晚疫病在全国爆发。这一年爱尔兰比前年还多种了6%的马铃薯，结果却一无所获。

1846年，马铃薯再度绝收。在爱尔兰，大约有100万人因为这场饥荒而饿死。正是种植植物多样性的匮乏，所种植的马铃薯都被同一种真菌侵蚀，而付出了这次惨重的代价。

类似的情况在上世纪同样又出现过。如果您读过《小猫杜威》这本书，一定会对衣阿华州那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印象深刻。玉米是美国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在很多州都有大片的土地种植。1970年，一种变异的玉米枯萎病横扫整个美国，因为在美国种植的绝大部分玉米实施标准化，细胞里都含有T型细胞质。当玉米枯萎病发生了变异，攻击T型细胞质时，美国的玉米种植收到了严重的威胁。

要感谢那年的天气，玉米枯萎病的细菌依赖潮湿的环境生存，而那年的气候比较好，再加上这个错误很快就被人们所发现并意识到，所以没有带来全军覆灭的灾难性后果，但也导致全美玉米当年产量整体下降了20%-25%。

生物多样性对于人们的粮食安全非常重要。“人类食物绝大部分来源于少数几种作物，而它们的种类还在逐步减少，”农学家哈伦（Jack Harlan）在他1975年的著作《作物与人类》中写道：“将会由越来越少的作物养活越来越多的人类。”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稍有疏忽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过去粮食和蔬菜种子都是农民自己培育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区种子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异，多样性非常丰富。现在农民基本上不育种了，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种子公司这一边，这本身就有很多风险。如果这些种子公司一个个唯利是图，缺少社会责任感，我们必然会在某一天重蹈类似于爱尔兰的马铃薯、美国的玉米这样的覆辙。

粮食如此，人的思维同样也是如此。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理性思维一直占据着东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几乎排斥了其他类型的思维的存在。但思维如果始终是单一的，同样也会带来文化的灾难。

今天我们倡导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培育，其实就是看到了这种单极思维的局限性。我们所要做的，可能不仅仅是要有多少专利和标准的输出，更重要的是营造鼓励各种思维并存的文化环境，让多元思维百花齐放，争奇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