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谈论大师时常听到的，多半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大师。我所在的浙江大学的领导们也曾经显示出一种焦灼，因为浙江大学要跻身一流需要有大师，而大师似乎与我们比较遥远，至少是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师的踪影尚未看见。下午一批朋友爬山，偶尔有人谈到了一个人物张中行，称此人为国学大师，似乎与季羡林、邓广铭、金克木一起被尊为“燕园四老”。张中行这个人今天的年轻一代大概不知道了，据说此人就是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原型，多年来淡泊名利寂寂未显，80年代后期年届80方以散文名世。他学问好可以在文章中窥斑见豹，但一定要冠以大家，却总感觉有点让人不敢苟同。一个人淡泊一生，95岁告别人世后被这样不负责任的抬举，恐怕也不是他的愿望吧。
谈兴未尽，晚上到了咖啡吧又说起了季羡林老先生。季先生在学界极有声望，曾经是新中国唯一一次评选的人文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院士。50年代能作院士的人，想必不会象今天的很多院士需要打假，季先生必然是有大学问才有此地位。但问题就在于说起国学，季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一起咖啡的计君20年前曾经是本校学术大师姜亮夫先生的助手，据说姜先生曾称赞季先生学问好云云。但偏偏我喜欢唱反调，觉得季先生在国学上的建树难当大师之名。在我们的印象里，季羡林先生主要是精通梵语，在外国文学和语言研究方面造诣极深，但说到国学似乎没有什么著作影响世人。季先生后来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又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加之人品风范，大概这些都加剧了人们对他的神话（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北京大学的推波助澜）。不过，不论怎么说，我辈于季先生研究的领域一无所知，但国学却略有所闻，说他是国学大师恐怕他自己也不同意。
随后又说起了北大的冯友兰、宗白华、金岳霖等人，大家一派肃然。就说宗白华老先生吧，著作不多，然而于中国美学见解极其精辟，开研究之先河，当然可称之为大家。我读研究生那会儿，大概是1986年吧，曾经在北大住过一段时间，有一次在哲学系看见一个老头儿，垂垂暮年腿脚不便，擦着墙壁边走边歇。有朋友告诉我此人是宗白华，我当时吃惊无比，宗先生在我心里就像是他的《美学散步》一样轻灵曼妙，怎么会是这样的？那时年轻胆怯竟不知道上前给老人请安，现在想来真是愚钝。咖啡吧里提起这件事，众人默然无语，最后不知道是哪一个朋友突然冒出一句话：很多大家原本并不大，只要活得长久了自然也就是大家了。听得此言，虽感有点唐突冒犯，但是一时之下竟也不能有所分辨。
回到家倒想起另一件事。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曾经问我，为什么现在没有一些兼通多种学科的大家，比如罗素、韦伯这样的。在给研究生作读书报告时，我就这个问题向大家提问，大家各说了一通自己的看法。只有一个弟子观点跟我基本一致。我的意思是：当今世界信息过剩，学科分工和学科细化加剧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隔阂，学科壁垒越来越大。很多人穷尽一生在自己学科上也只是占据小小一隅，更妄谈要兼通多种学科。
这一点可以从传播学角度加以解释，经济学家杨小凯讲到：“随着分工的演化，每个专家所知道的信息相对于全社会的知识越来越少，信息越来越分散在不同的专业中，而市场的功能一方面是促进这种信息的分散化和信息不对称（一种专业产品的买方和卖方对生产过程的知识差别增大），以促进社会获取信息的总能力和增进生产力；享受所有不同的专业信息所带来的生产能力。市场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这些信息，而是让人们在不必知道他的专业之外的生产知识时也能享受社会生产力。正因为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能将分散的专业知识加以综合运用，所以市场所利用的信息比任何专家所知道的信息都多。”（杨小凯《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的差别》）显然超量信息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导致了对知识和信息资源的有机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代给那些兼通多种学科大家提供的发展可能实在是太小了。不是吗？我们不妨看看就在1472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图书馆剑桥的昆斯学院，馆藏书目为199本。后来培根也曾经抱怨当时能读到的书非常贫乏。在这种状态下要做个兼通多种学科的大家，对那些聪慧好学的人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今天这个可能性却很小。
所以，我想浙江大学要出大师级人物恐怕不是领导们说说就可以的，需要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具备，要有合适的土壤。【卫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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