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每次一闻到它就会让我想起一些事情来。前几年的一个冬天，我在送女儿去幼儿园的路上突然又闻到了，于是很兴奋地对她说：“筱音，你快闻一闻，那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女儿使劲儿地嗅了嗅，然后皱起了眉头。那是一种煤燃烧不完全时发出的味道，女儿显然不能适应。

我能清晰记忆的事情大概是从上小学的前一年开始的。那年，我们家随一个火电安装建筑队进驻到湖北荆门山区的一片荒地上。此前我们住在黄石，黄石以前住在沙市，更早么……听说我1971年出生在广东甲子。在我上高中以前，我们家经常搬迁，每次搬家都不得不扔掉一些东西，所以家里人开玩笑地说：“三次搬家等于一次失火，三次失火等于一次逃荒。”据此换算，从我出生到高中时，我们家至少逃过一次荒外带一次失火的。因为频繁搬迁，我五年的小学生涯是在三间小学里渡过的。

先说回上小学前的那一年吧。我们进驻的地方现在是荆门火电厂，一个靠烧煤发电的六十万千瓦的大厂。不过当时还在初建中，建筑队员和家属都住在临建的砖房中，屋顶上铺着油毡。这种房子天暖时住着还行，可我们刚搬进去时已近冬天。天越来越冷，晚上一家人全挤在一个烧煤炉取暖的房间里睡觉。有一晚我的哭闹声把妈妈吵醒了，她发现房间里有一股很浓的煤气味，但她已无力动弹，于是大声叫醒靠门最近的二哥（我有三个哥哥），他也几乎力气全无了，但挣扎着爬到门边，拉开了一条缝……全家人这才逃过一劫。

那年冬天的雪很大，积雪及膝，孩子们疯玩打雪仗。但大人们有些发愁，因为接自来水的水管冻裂了，有那么一些日子不得不化雪水来用。而且每到晚上把孩子们逮回家时，还得用烤热的白萝卜片给他们敷手敷脚，据说这样可以防治冻疮。但是最让人操心的是燃料不足，煮饭和取暖成问题。整个驻地从早到晚都弥漫着烧煤的味道，按理说火电厂是不缺煤的，但正式配给到每家每户生活使用的却很有限。在那时，偷拿煤占公家的便宜是被众人鄙视的事情，大家只能各自想招。爸爸们带着大孩子去劈树墩当柴烧，妈妈们带着小孩子去拣没有烧尽的煤渣。我觉得拿着小铁耙跟妈妈拣煤渣是很兴奋很光荣的事情，但妈妈却包着头巾，低着头遮着半边脸，不愿被别人看见。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爸爸妈妈是厂里的文化人，又是干部，在有的场合自然脸皮要薄一点。

暖和的日子终于来到，那样的驻地变成了孩子们的乐土。想想看，四处是丘陵和小树林，池塘和水沟，那边是农田和村庄，这边是一片工地，想玩什么都行，有的是场地，有的是素材，有的是同样无聊且精力充沛的伙伴。有一段时间厂里的孩子们在玩打仗游戏，“敌人”是村里的孩子们，“军事目标”是工地与村庄交界处的一个小山包。双方时常相约夜战，看哪一方能占领山头。这样的晚上，我们家的几兄弟总是被盯在家里，因为据说在这样的“战斗”中挂彩是常事。游戏的逼真程度不断升级，孩子们自制的武器也不断升级。大人们开始只觉得好玩，但后来听说有孩子已经研制出能打铁砂的火铳时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出面干预，查缴并严禁私制兵器。这场模拟战争才暂告一段落。

我是六岁差两个月上学的。那时，本来按规定满七周岁才能上学，但我不得不提前。如前所述，在那样的环境中小孩子是觉得很好玩的，但大人却日日提心吊胆。于是厂里办了个幼儿园，把暂时不能送入小学的孩子圈在一个小院子里，由几位不能参加正式工作的工人家属把门，只要能管住这群小家伙就行。我已经不记得在那个小院子里每天是怎么熬过去的，只记得非常憎恶它，还有那几位阿姨，她们每天只是在相互说着一些只有大人才能听懂的无聊笑话，其中有不少粗口我们也渐渐学会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却知道万不可在爸爸妈妈面前说出来。我那时个头很小，在同龄人中也特别偏小，但还算聪明，也颇受同伴的另眼看待。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我发现了一条逃离幼儿园的通道，有点类似《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选用的越狱通道，就是从臭水沟里钻出院墙外。当我第三次成功“越狱”后，爸爸终于决定不再送我上幼儿园了，但条件是在大人下班前我不能离开家的范围。

我恪守承诺，决不离家半步。但我也自有打发时间的办法，大人一上班，我就端出一副象棋在家门口，冥思苦想，左右互搏。有几个工人看着好奇，凑上前来，渐渐地来了更多，有的就直接上场跟我对练，其他人就开始议论支招，当然几乎都是为我支招，我呢就择善而从。这么一段时间下来，我已经罕逢敌手了。当我家门口的“棋艺馆”已经变成厂区一景时，厂领导委婉地告诫我爸，长此以往，厂将不厂矣。我的棋摊也只能停业整顿了，唯一能收留我的地方就只有小学了，只是按规定还得等到两年以后。

幸好附近的小学只是一所不太正规的临时小学，它的名字大概叫做湖北省电二处子弟小学。因为那附近本没有小学，但为了建火电厂来了许多大人和孩子，孩子们没有地方念书。大孩子可以到荆门县的中学寄宿，小孩子只能就近上小学。没有小学怎么办？很简单，工程队的工人们非常厉害，很轻易就造了一溜平房用作教室和办公室，课桌、课椅，还有各种体育设施，三下五除二就弄好了。只缺校长和老师。听说这一带有位退伍军人，有文化且多才多艺，便邀请来当校长。老师么，就先从家属中找识字的、粗通文化的，先照课本上上课，再请教育局派正式的老师下来。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只知道自己太渴望上学了。

那年去报名的时候，我紧紧拉着爸爸的手，不离左右。当面对那位校长时，我拼命挺起身子想让自己看起来高大一点。可是他好像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实际年龄，用逗小孩子的口气问：“你今年多大了？”我大声说：“七岁了！”爸爸也陪笑说：“是七岁，他就是长得小一点。”这一下，校长半信半疑，他正在犹豫，说不定想要看看户口簿什么的（真那样就穿煲了），这时一位老师（当然也是厂里的家属）很热情地向校长介绍：“别看他人小，棋下得可好了，厂里没几个大人能赢他。”校长一听，兴致来了，居然真的就在现场摆棋邀我对战。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我的入学考试吧。

象棋一摆到面前，我就恢复了自信，好像完全忘了周遭的事情。我只记得那副象棋很特别，因为上面的字我好像都不认识，但等摆好棋我就差不多猜出来了。我一定是很认真地下了那局棋，至今开盘三招我都还记得。这次虽然也有很多人围观，但没有人支招，还事先讲好了“摸子动子，落子不悔”。开始下得很快，校长还谈笑风生，但渐渐地他下得越来越慢，神色也变得庄重起来。后来有一阵子大家都变得比较安静，我照旧很快落子，然后盯着棋盘等对方下。终于，校长看了看表，笑了几声说：“下这么久了，这孩子真聪明！这盘棋和了吧？”我还意犹未尽呢，但爸爸笑着扯了我一下，我赶紧点点头，于是大家都笑开了。就这样，我通过了入学考试。

以现在通常的观点看，那样的一所小学是否有资格称其为小学都很可疑。老师们的文化很有限，只能教会孩子们粗浅的识字算术。管理学生的方法更为原始，有时还难免动动粗。比如那位在入学时为我说好话的女老师（我甚至记不得她是上哪门课的老师），她维持课堂纪律的方法就是小绳子，谁要乱说乱动就用小绳子把双手绑在椅背上大约10分钟。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相当野蛮的做法。虽然我自己从未尝试过，但同桌的那位特别调皮的女孩就时常被处罚，每次看到她背着手抽抽搭搭的我也觉得很难过。我知道其实绑得很松，并不怎么难受，只是受罚者感觉太丢人。不过，我至今也还确信，在那间小学里出此下策的老师心地其实很善良，也是爱着这帮孩子的，包括那些经常被处罚的孩子。她们只是不得其法。与她们在家里对付自家孩子的蛮招相比，身为老师她们已经是极尽克制和宽容了。在课下，孩子们与她们的关系很好。我们甚至敢于用恶作剧作弄老师，比方说有时舞弄死蛇去吓唬她们，换来的不过是一阵咿呀怪叫后的大声笑骂，谁也不会当真。那间学校和老师给我们的感觉，就像家和家人一样。

上三年级时，我们随父母调动搬到了武汉，我转学到离家一墙之隔的航空路小学。初到城里上学，我感觉自己特别乡下，还发现城里学校教的不少东西我都浑然不知。第一次语文考试的成绩肯定很糟糕，所以班主任请家长去谈话。那次也是爸爸去的，他很肯定也很和气告诉老师我是个很聪明很可放心的孩子，只是原来的学校教得有限。我记得班主任姓周，是位特别亲切很能体谅人的老师，她没有再多说什么，好像也没有特别为我做什么，但我一直感觉她对我总是特别的关照。她和全班同学都对我很好，一年之后离开时我依依不舍。

上四年级时，我们家又从汉口搬到了武昌，我转学到卓刀泉小学，在那里读到了第二年小学毕业。

我的小学生涯就是这样的五年，大概从我们的下一届开始就陆续改成小学六年制了。我对于小学生活的记忆是相当纷杂的，不过当时具体学了些什么实在记得很模糊，很可能真没有学到多少文化。我能清晰记得的，是很多有趣的游戏，很多有趣的玩伴，很多不必也不愿与大人分享的秘密的乐趣。那时的大人对我们操心得很少，天黑前记得回家吃饭，考试时让成绩单稍微好看一些，在外面别捅大娄子（小娄子回家千万别说），这样你就能过上好日子。所以仅就游戏而言，那时感觉时间特别富裕，花样特别多，玩伴也随时都能找到，似乎天地也更加开阔一些。

现在我女儿上三年级了，她也是个很聪明很让人放心的孩子。我经常跟她聊我上小学时的事情。我想对她说：不管你将来做什么，有怎样的出息，我只希望你将来回忆的时候，也会感觉你的小学生活是那么的开心，就像我的小学一样。

2009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