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前不久安妮出了新书的契机，最近又有美女要求看俺的这篇两年前的旧文，于是索性贴出来，以回馈世界杯期间同志们太过乏味的精神生活。

　  安妮宝贝的文字，对我而言是比较陌生的。这种陌生和她名字出现在我耳边的频率很不成正比，因为从心理上比较抵触那种很自恋的作品。直到她的《二三事》，我才有机会对她做一个全面的了解。从一个文字消费者的角度讲，我希望这是一部优秀的小说。
　  在阅读《二三事》的过程中，我逐渐惊讶于她运用文字时透露出的灵性。这种灵性在大陆作家的笔下并不多见。中国社会有一套完整的扼杀天才的程序，作为一个天才，要么选择离群索居，要么被视作异端。安妮宝贝似乎是一个天才，因为只有天才才能写出“……抽520多一些，因为喜欢它10厘米的长度……因着这多出来的1厘米，能够让人感觉时间停顿得稍微长久一些。”这样的句子。世界在这样的描述面前，呈现出一种让人恍惚的面貌，让我们套用安妮宝贝的这个句式来说就是：因着这多出来的她的一支笔，能够让人感觉世界和我们的联系稍微亲近了一些。
　  说完了赞美的话，接下来就该兵戎相见了。如前所说，正因为中国社会对于天才的一贯敌视态度，导致天才的发育都有点畸形。安妮宝贝的文字让我改变了对她二分之一的看法，但是余下的一半，就是根植在她灵魂深处的自恋与自卑相结合所孕育出的畸形世界观，却实在让我不敢苟同。如同安妮宝贝说她喜欢的小说类似于一种暗的封闭的容器，这在她文中多处形容颜色所选择的“暗红”一脉相呈。从这个颜色上，我们可以想象当事人主观上的高尚情操和灰暗的客观条件。很明显，这让她在拒绝这个世界的同时，又让暗红花朵在封闭的内心里得寸进尺的加倍怒放。
　  《二三事》用一大段旅行来开篇，在我看来，这正代表了安妮宝贝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浅尝辄止，若即若离。旅行只是安妮宝贝用来和现实保持距离的一种手段。这现实给她书中的女主角造成了太多的伤害，让整个的笔触都是低调和灰暗的。安妮宝贝形容候车厅里的人用的是“形迹可疑”，形容参加聚会的男人有着“伪中产阶级的富足”。她只略施笔墨便宣布了她的世界观，一棍子就打倒了一大片无辜者。这个敏感而排外的世界观是狭窄而封闭的，哪怕是那些对于颜色和衣饰的着力描写，也只是属于这个狭小空间之内。很多东西在她的笔下消失了，这些东西的主要成分就是那些形迹可疑的家伙，还有那些伪中产阶级。那好吧，排除掉这些之外，她的世界里还会有什么沉淀呢？
　  女主角的目光通过书中描绘的细节所体现。这些细节由不厌其烦的对于颜色、服装、香水以及各种陈设的描写构成基础，再加上女主人公主观上滔滔不绝的心理活动，给读者呈现出一派小资情调风情画。比如说，颜色就多半是暗红，人的相貌标准则是干净，衣服的品位依据为是否由棉布制成，吃饭就一定要是意大利面，或是吃某种固定牌子的巧克力之类……对一再申明自己个性桀骜的安妮宝贝来说，她的初衷是为了追求某种格调，却不知鞋子已经沾上了恶俗的污水。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极具讽刺意味地写道：对“真正”的中上阶层，尤为重要的是完全摈弃人造纤维。安妮宝贝用以棉布衬衣为代表的标签彰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趣味，却不知她眼中的这些具有非凡品位的道具也是很可疑的，况且她所选择的意大利面和巧克力之类的食品，在它们的故乡那里也属恶俗食品的行列，其地位相当于美国的卖当劳或是中国人眼中的烧饼和油条。所有的这些舶来品在还没有抵达她的笔下之前，就已经开始散发出一股股令人反胃的气息了。在很多时候，格调和恶俗之间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真正的细节应该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它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川，是时间留给我们的密码，等着读者来发掘和破译其背后的世界。比如说法国妇女仅是在脖子上系一条寻常丝巾也能让我们看出其祖上曾经有过的尊贵和显赫，那么这条丝巾的细节就是重要的；再比如赌王何鸿燊做寿的时候，香港狗仔队为充分满足我们的八卦欲，细致到罗列出宴席上的菜单和宾客送的礼金；再比如，盛产红酒的法国人在报道阿森纳对切尔西比赛中博格坎普的精妙传球用了这样的比喻：他的传球就像是在胳膊上铺好雪白的餐巾，然后用它垫着一瓶打开的红酒递到前锋的面前……这些精妙准确的细节具有祖先的遗传积淀，并富有效率地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现实的可能。安妮宝贝的细节也能给读者提供某种想象的空间，只不过这畸形天才的空间是贫乏的，只是溶入了自己在情感上几乎没有胜绩的个人体验。它不是立体的，没有一部完整概念上的小说应有的纵深与文化继承。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小说情节，更是充斥了各种荒诞的观念。
　  读者是无辜的，安妮宝贝在唤起他们那些生命中的阴暗时，把在爱人那里所获得的足够的尊严还给了他们。女主人公先后依附于不同的中产阶级男人，那些条件优异的男人对她无条件地俯首帖耳，只求她能留在他们身旁。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无疑是很成功的，再加上安妮宝贝还制造出另一个与主人公相依为命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著名歌星却偏偏视金钱如粪土，找了一个服务员做男朋友，这个服务员唯一的嗜好是喝点小酒，看足球赛——我只能说这样的描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或是童话，人物关系应该建立在现实可信的基础上。可问题是在那些已经华而不实的细节面前，在情节上面过于较真就会更显愚蠢。已经和细节较了这么长时间的真，对于这些看似别出心裁却脱离生活的童话情节，我想很多人也会和我一样失去耐心的。
　  同样是保罗福塞尔的《恶俗》中说道：恶俗是一种商业欺诈时代专有的现象——商业，这算是抓住了恶俗存在的本质。安妮宝贝标榜的个性，其实也不过是服从于商业和利益的需要。毕竟，《二三事》的版税卖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价钱；至于是不是欺诈，我认为关于抽520香烟的那段描写至少还是真诚的，可是女主人公心中已展览多年的痛苦，是否永远能够存在下去，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经过家旁边的过街天桥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位拖着一条伤腿的乞丐，收获颇丰的他，腿上那条悲惨的伤口似乎是永远无法愈合。看了《二三事》后，我不自觉地想到那位乞丐，想到“商业”和“欺诈”这两个词语。尽管这种联想不太恰当，可我还是忍不住觉得安妮宝贝和他之间，竟有着如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