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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情结下的路遥
(2006-04-04 11:37:04)乡土情结下的路遥
文/凌
文/凌
我们的年代差不多把路遥遗忘了，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乡土作家中很少作家笔下的农民有他笔下的那么纯朴自然清新而充满生命力。
他说：“人类常常是一边恋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的界线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体土地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路遥浓厚的乡土情结深层流露出一种对城市文明的拒斥和排他心理，而对于土地是带有一种农民是乡土观念的固执，绝对的维护它的厚爱和尊严。所以在《人生》中高加林最后一次回到了土地上，路遥安排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而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们哪……”一种力透纸背的悲凉和欣慰并存的情感被渲染到了极致。
哲学家诺瓦利斯认为：“哲学家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从这一层面上理解，我们可以把文学中“乡土情结”视为人类在生命进程中为自己寻找归属的愿望在心理上的一种显现。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决定了中国作家中有比欧美作家更摆脱不掉的乡土情结，沈从文一向执拗的自称“乡下人”，蹇先艾亦如此，芦焚说过：“我是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乡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李广田则说自己：“虽然在这大城市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的生活着思想着……”，周立波、孙梨、臧克家、艾青、刘绍棠……更不用说“恂恂如农村老夫子”的赵树理了。路遥也称自己“像个农民”这种固守“乡下人”和“农民”的身份的努力和执著，映现着多重文化内涵，也反映着他们的文化广性。因此赵园在《艰难的选择》一书中评价：“中国现代作家乐于承认、告白他们与农民与下层人间的联系，几乎没有斯汤达那个著名小说人物那种关于自己寒微出生的卑屈感，却又不大同于中国古代文人的‘布衣’的骄傲”。
鲁迅也写过农民，但鲁迅的作品不是为农民写的，鲁迅所设计的读者是五四时代以及以后的知识分子，它对于农民发生的影响是间接的，这种“间接”使他有足够的空间在文学里面奔跑跳跃，从而成就了鲁迅的伟大。赵树理对于农民的影响是直接的，但对于农民的传统心理的解放只是增添了新鲜感，当时代的潮流一过，农民们又不知道对于作品里面的理念是坚持还是丢弃。梁晓声笔下的农民的局限性让人感到滑稽可笑的同时又感到无比悲凉，他只是对于农民秉性的写生没有提出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沈从文、汪曾祺笔下的故里人情很美丽，美丽得让人感到虚幻和伤感。芦焚、废名笔下的风土人情让人感觉到无奈。但是，所有的那些年代已经成为过往，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乡土情结，路遥能够影响到今天自有其潜在的原因。
路遥对于农民的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并不是“爱”和“恨”的交织，也非“怨”与“哀”的诅咒，更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而是以赤子之心的依恋，全身心地融入黄土地的，这种乡土情感的基调是莫言是截然不同的。莫言曾经用近乎癫狂的语调写过他对于家乡高密县的情感：“离开故乡以后，我的肉体存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我的精神却依然徘徊在高密荒凉的大地上，对高密爱恨交织的情愫令我面对前程踌躇……”“我不赞美土地，谁赞美土地谁就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我厌恶绿色，说歌颂绿色就是杀人不流血痕的屠棍”家乡的荒凉灰暗使他感到无法忍受，强烈的农民恋土根性又使他无法化入他身在的城市，格格不入、孑然对立的状态又使产生乡愁，而一旦他踏上故乡的土地又为新的幻灭感所俘获，急于逃离。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怪圈，碾压着多少敏感而忧伤的心灵，又使多少如同莫言一样的流浪儿，成为乡土和城市之间的边缘人和精神上的漂泊者。
农村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瓦解使土地失去了昔日脉脉温情，却差不多成了人民的生活牢笼，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苦苦挣扎着，遍布田野的绿色或者贫瘠的黄色，仿佛大海洋，都使人感到有被淹没的危险，精神上的痛苦自不待言。但是在路遥这里，对土地表现出与莫言截然不同的情感，他的创作同《白鹿原》一样折射着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情感取向、价值判断及对传统文化的走向当代的命运的审美理解和难以摆脱的困惑，但是他对于乡土情结的坚持比陈忠实更为决绝，请看看他自己的陈述：“当历史要求我们把腿走向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的告别还是无情的斩断？” 他笔下的人物基本都走不出那个淡淡的悲剧宿命，想展翅高飞寻找自己理想乐园，伤痕累累后又回归土地去土地母亲的最深厚源泉那里寻找里力量。《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的农民式企业家的理想孙少平自觉的个人奋斗的意识，《人生》中的高加林的反反复复的奋斗历程，《风雪腊梅》中冯玉琴的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执拗和坚守，《青松与小红花》中吴月琴脱胎换骨的转变。即使《生活咏叹调（三题）》中政委回家的热泪盈眶，《姐姐》中“这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的辛酸的告白，《在困难的日子里》中靠全村接济粮食进城上学的感人情景也总是和黄土地的深切的感情脱不了干系，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再看惯了些农民的悲苦和劣根性的篇什以后觉得的确让人大吃一惊：“农民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人生》中的巧珍是路遥给予了极大同情的人物形象，写到巧珍出嫁，他悲痛的把笔从窗外丢出去，巧珍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能达理，展现了农民的纯朴善良宽容，又让人感到真实的人格力量，在文学史上也给农民的形象注下了美好的一笔。
路遥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根、情感之根是扎在黄土地之中的，他的“痛苦”与“激情”不仅表现在他对传统道德美的眷恋和赞叹上，还表现在他痛苦的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平凡的世界的告别中，使他的作品中笼罩着难以抹去的悲剧色彩和高昂情绪。
路遥以文学参与社会革命的强烈的当代性精神时时促使着他要反映和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和斗争，他对于“寻根文学”是带有谴责态度的，认为“寻根”并不等于“回归原始”，他对传统文化中道德观念的当代走向极其关注，其意向是通过开掘农民身上所蕴藏的许多可贵的传统的心理的、品格写出他们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变化，以实现民族古老的精神人格创造性的转化，并从传统文化心理中开掘宝藏，力图实现农民心灵的当代重建，解决农民在已经转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但是精神心理上的无彻底转换的问题，使他们如同路遥笔下的人物一样，在社会变革中不断清刷历史的尘垢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劣根性，走向自我觉醒的奋斗历程。
文学在农民问题上的缺席的今天，路遥的重提不乏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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