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六、古代儒家哲学的缺陷及误解--2

第四章  儒学的形成、变迁及对历代的影响

十七、中国古代儒家治道文化的发展脉络

孔孟儒学的形成是在春秋战国儒家基本理念指导下，不断发展完善细节理念和措施的过程；这也反映了儒家以仁为德，以中适为道，以拔人竞德、财货均利为秩序，追求人人并育不害的凝心聚力之强的治理体系的博大精深及其探索之艰辛，从宏观理念的探寻与深化，到微观措施的完善与贯彻，以及理念和措施之间相顺不悖的把握和调整，都绝非法家等术能之道可比。

孔子、孟子等儒家先哲们，通过考察了五帝以至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兴衰变迁，特别是周代围绕《周礼》展开的德政，以及广泛推行井田的农政（因《周礼》和井田，使汉明帝以周公为儒宗，由此东汉相沿而下；但儒学成为治道的关键在于《中庸》，士人修治则本于六经，故至唐贞观改宗孔子，历代相承不改），首先认识到了在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生产力具备到一定水平之后），形成稳定而又凝聚人心的社会秩序是国家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的保障；而稳定且凝聚人心的社会秩序的灵魂，是发源于人性善端且上下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体系，进而提出了君王率先以欲求先施、不欲勿施之道，务求人人之并育不害以凝心聚力的治道方针。前已述及，国家实力最终仍是意志与物力的较量，所以，人心凝聚之力必须得以转化成增强国民意志和致盛物力的能力，才能实现国强的结果；这就需要贯行理念于各个领域的具体措施之有效和适当。春秋战国只是基本理念形成阶段，尚缺乏从教化到人才选拔之竞德、从资源到财富分配之均利两条主线上，与理念对接的具体方略和措施，也未清晰使价值观始终贯一、令举相顺不悖的治道贵一的保障途径；随后的《吕氏春秋》在理念与措施的对接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直到汉文帝以儒家理念一以贯之于治理规范和措施，儒学才真正成为统治哲学。同时，汉代又进一步完善了儒学的治道理念，明确了礼在治道中的作用，提出了人的仁贪两重性；引入了天人一体论，假天象论证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正确性，进而首次确立了“君不君，则臣不臣”的因果逻辑。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德治教化、任官竞德、勉农劝业及均惠安民等一系列原则规范，以下简其要者以明其意：

论立德与率教之原则规范，一是立德道，为君、为上者（官吏）须先自立仁德中适以为常；人君为率先之首，次为宰守（各级主官），次为百僚卿尹（近臣朝臣），以至各级有司。二是先治身，能凡事守笃于所立德道在于治身；率心清静以通达于性，去伪去暗并无所累诱，则可明悟长远，进而方知仁德中适是能群汇聚之灵魂，才能凡事以仁德中适为本；无论为名所累还是为利所诱，都会使邪虑妄生，遂见理不明、是非谬乱，则身自不能治，又安能治民！故曰：治民之本在于治身。三是敦教化，身治则可敦行教化；民性无常守，随化而迁，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故当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则知仁之益；教之以仁厚，使民和睦则广仁而有助；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则明长远而节贪。如此，民化于敦朴，性质直而去浮薄矣。四是慎法刑，德教彰化，法刑是辅，以惩恶而扬善；然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故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是以历代莫不戒慎，欲使治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故设五听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狱之典，遂有汉代除肉刑、置廷平，唐代务察本、广八议…，而清代惟“刑部用人最慎”。

论选拔任官的基本原则，一是人格平等，德道原性而来，德道守笃之平等才是原性之平等，以此选拔方谓得人；故曰“苟得其人，自可起冢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冑乎”。二是德道之竞，在察日常志行之守笃，“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三是邦国无贤在于不察与苛责，“能勤而审察，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民无多少，皆足治矣。孰云无贤！”“若必待太公而后用，是千载无太公”，所以然者，士必从微而至著，功必积小以至大，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者也？若识此理，则贤可求，士可择。四是任官不冗，官冗则必致德杂，德杂则既难免政失，又难究其所由，故语曰 ：“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繁则事繁，事繁则民浊 ”，清浊之原，亦由自官之繁省。

论促进农耕生产的原则规范，一是均田亩、尽地利，“百亩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牧守令长当主动劝农，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就田耕垦，勿失农时；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二是倡导帮扶及农闲创收，老弱之户、无牛之家及疾病之人，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三是农政繁简适中，为政宣令不应过碎，碎则民繁；耕织劝辅不容太简，简则民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繁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四是均赋役，不得舍豪强而征贫弱，不得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织纴纺绩，起于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民无困。（以上可总结为：均衡资源、劝导有方、倡导互助、有效劝培和均税宽征；其原则理念，同样适于包括工业在内的任何产业化时代）

儒家均利秩序立足使民有恒业而中适其度，劝教务远、鼓励帮扶，因其勤智之差而当有贫富之异，但必控制差距使不过大，所谓“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以使穷通、贤愚、困泰等处不同境遇者皆能愿勤尽智，让贫者以勤贤足能渐富、富者因劣惰亦趋日贫，方为贫者无怨、富得长守之道，此可谓皆得其适也。若使豪势贪暴者常富，仁贤辛勤者常贫，则人心逆顺反措、纲常道穷，民怨广积、祸乱四起，焉有富之长保、国之能群？此孔子所谓“患不均”之戒也。但却并非简单的劫富济贫之平均，而是结合礼制激励、循中适原则的促进与限止（包括资源、生产、赋役、交易和债务等各方面），从而保障符合公义的贫富秩序。《周书》录有大统中，韩褒为西凉州刺史，州民以羌胡为主，“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韩褒虽务均利之实，然有简单平均而失于中适之嫌，故亦有损于能群。

而儒家治道原则规范的措施化（细节应用），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探索和完善的过程：

论人才选拔之竞德的全面铺开，始于汉文帝“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之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上至三公下至郡守之辟公府的荐举制，贯穿了整个汉代的人才选拔，成为官吏来源的最主要途径；至东汉左雄改察举之制，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始有考试焉。而选拔标准得以规范，则始自唐初的抑士族而兴科举（隋始有科举，尚未系统化），此后虽因价值观杂扰变化，使历代所竞之德颇有相异之处，但从乡贤选拔，到官员荐举、科举的相关措施制度仍不断探索和完善；其间在经历了汉代之典籍多杂，唐代之老释相冲，宋代之道德不一而起程王之争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明代，由于理学的广泛传播，以及明代统治者对理学的尊奉，使教育内容（理学及其诠注与孔孟儒学德同而道异）得以统一和清晰，进而能使明帝在认真总结前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制度上的系统创新，形成了自童生始，举试乡、会、殿三级相接，人才核心层次自进士下接举人、上延吉士的选拔体系，也使明代选举体制历前代之冠；清朝则变化了教育内容（抑理学而归孔孟），而在选举体制上，继续继承明代并有所改良。自汉以后即便衰乱之世，所选拔之贤德仍不乏人，但因德乖道偏，遂混乱了选拔秩序，故多难得适任，亦难有为。

对资源财富之均利，历代皆从务民有恒业、轻赋济贫做起，具体措施以均田为主，辅以垦荒招耕安置流民，兼以常平保价、仓籴备荒、蠲税施赈等。汉自文帝以下，较为注重过程控制，屡打豪强、抑制兼并，至武帝末年，面对户口减半、田土荒芜，遂悔征伐而勤农事，乃仿古井田始办均田（“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因以重构了郡县制下的里保和均田体制，为昭宣中兴作了铺垫。此后均田之制历代贯行，以至由北魏至周的北方政权同样遵行不怠。唐初的均田最彻底，且与拔人竞德秩序同步相互支撑，使唐之速兴冠于历代；但中唐之后，老释杂入愈甚而兼并之风日盛，安史乱兴又继藩镇做大，使后续战乱的物资支撑捉襟见肘，朝廷清简政疏而又求急功，遂峻法聚敛、苛削盘剥（贫富之家并遭劫难）。宋代立国始于均田，而太宗以下，豪势之家做大，限田、均赋总半途而废，至神宗以聚敛求富国强兵，遂使苛削之政日甚，致百姓逃税弃田广荒、从佃豪势为生；哲、徽绍述，变本加厉，遂有北宋之速亡。明代随着理学入治，均利之公在失于中适的唯上是纲之下，皆随后帝的自智曲变，逐渐转为帝王之私，于是上用度无节、营造浩繁，下破家输供、敲骨击髓，是以民流地荒日广、饥民从贼日众，终致官军绝饷、人心尽丧。到清代均田招垦、屡抑兼并，加行官田禁夺佃增租并贯于始终，百姓安农乐土、田丁两旺，于是不避偏远、垦荒四境，地利之广前古未有，故论藏富于民之恒，以清为最；然因乾隆内满外汉、乐而忘忧，既不省外夷之强，又频积族乱之祸，以至道光以下，内则战乱不断，外又屡败于列强，遂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聊困民生。

对维护王道的贵一之专（淳德正俗），至汉代发展为主动任以王霸道相辅助，拔贤任德须与察举纠劾同行，以德养常与以法去疾互助，广纳民意和清厘是非相佐，诸善奉行与除恶务本并重，理念、措施皆贯以价值观之贵一，从而避免了“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的政治跌宕，使治道在居安思危中，合宽猛于一而保持稳定。但随着魏晋以后的价值观离散，老释先后杂入，政教削颓，以南朝为甚。其后老释对儒道之侵蚀，虽时有盛衰，却始终挥之不去，如隋文帝前后之不一、唐太宗与高宗取向之变化；及至天宝，经老释的长期浸蚀积累，终酿安史；然后帝不悟，以至藩镇之乱不绝，政简急功又致峻法苛敛，遂使人心思变、助叛从寇者日多。宋则务于治标，收留州之财、行将兵之法，却权变于义而多苟且，是以真、仁之际政宽而国不强，神宗以下民心因聚敛而丧，遂成靖康之祸；南渡之后，仍行功利权变之政，续程王之争、反复理学之褒贬，致民无所守、人心尽散。明代理学入治、唯上是纲，所谓公义正理总恃君心而变，强己夺人而再无中适可循，官忧民怨以至叛者日众，终由削危至亡。清代复归孔孟，笃行中适、以德化俗，使民得淳化、上下贵一，遂能辟土聚民，广大基业；然在步入工业化的特殊时代，面对西方科技，始终未持戒惧慎独之心加以重视和研究，故自洋夷成衅以来，自然观被打破，价值观随之异化日甚，遂生戊戌之变、庚子之祸。

对融夷安疆之文治（武功为辅），始于汉宣西域之治，措施主要在兴教、助耕，变守为用，以筑长远之安，故徙民助耕、兴教易俗、抚劝进业以促夷向化，于是耒农田、缮城郭，兴礼仪、诵诗书，充物资、便交通，恤鳏寡、济灾困，使夷民悦劝而归心，而外寇不敢觊觎；此安疆之文治运用于汉代、初唐，中唐以后扰于老释之杂，止于宋明，复行于清。是以清边疆广阔（疆域远非明代可比，安定更超蒙元万倍），却外罕宋明边患之扰，内亦鲜唐李德裕之忧，以至清末，即便到了以农耕实力对抗列强的最弱时期，面对俄英法日诸夷的侵夺、挑拨和颠覆，不仅北之蒙古，西之新疆、西藏，南之苗黎，仍能得以有效控制，而且宾服诸属国，始终皆我屏障，而不似其他朝代，皆成垂涎我中国之胡虏，足见其承教易俗而凝聚人心之功；故论其鼎盛，亦非清莫属；…等等。

汉初承秦焚书坑儒、经义尽绝之弊（却仍置挟书之禁，至孝惠方解），自“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以来，“《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多者四门，少者二门（汉代传承多门，源于经义广入七国；而秦之焚禁绝扰，又加大了发掘梳理的难度）；而诸帝集儒讲经，考究各家、勘定经义，置官设学，延承不怠，可称盛焉。及季年，董卓移都、长安蒙乱，朝廷典籍文献“莫不泯尽”，令人痛心（但各地及私家藏书尚存，仍远好于秦末）。论后世儒学之生生不息，唯在历代治道皆本于人性以恪求人心凝聚为任，因有根本的把握，而弥补了坟典之缺，此孔子所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者也。可以说，汉代从传承到发展，对儒学经道义理探究得相当深入，一方面，确实促使政令之取向、拔人所竞德之内涵都得以清晰；而另一方面，受神化自然观的束缚和儒术的误导，也为已厘清的德义之道埋下了曲变杂乱的种子。所谓儒术，起源于儒家承天地、顺阴阳的制义之礼；在天人感应论之下，又兴起对自然异象解析应对之术。正是儒术对儒学向自然之道的曲变影响，使班固在《汉书》中把儒家定义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而到唐代，开元九年所成“四部诸书”之甲部类目，已把图谶作为经义之诠释（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首重，为经；乙部为史，丙部为子，丁部为集。“甲部为经，其类十二：一日《易》，以纪阴阳变化。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三曰《诗》，以纪兴衰诵叹。四曰《礼》，以纪文物体制。五曰《乐》，以纪声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七曰《孝经》，以纪天经地义。八曰《论语》，以纪先圣微言。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候。十曰经解，以纪六经谶候。十一曰诂训，以纪六经谶候。十二曰小学，以纪字体声韵”）；图谶本用于占卜预测之类，论之属于古代神化自然的方术范畴，本与人性之德义毫无关系，故张衡以其虚妄，“非圣人之法”，上疏请禁（曰：“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至此却归入了经义类别，从中可知唐代（此时为玄宗，而图谶之类入四部书正典可追溯到南朝），儒家经义道德已与天地自然之道基本混淆，而儒术也与方术基本混淆了（显然源于汉代儒术的潜变影响，遂致后世对“儒术”的误用误解，以名儒学）。故《汉书》开记录异象而著其事应之先河，然因其晦涩难圆，颇为后代所疑；及至《宋史》异象事应之解析已略，然其载星象所系人事之详却超乎前史。自《元史》始，则仅记载异象而再无解析，以“不妄意天地、欲人深自谨”焉（史家记录自然异象之传统，仍延至《清史稿》）。从中也可看出，后人对汉代儒术质疑不断加重的过程，遂有晋代之尚玄、南朝尚释，隋唐则老释并杂，至宋代而生理学。但另一方面，儒术的出现，假天象告诫君王常怀修德省政、宽恤民力之心，这比于人臣劝谏，显然更具威慑的力量，因而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君王修德宽恤的自觉、自省和警戒。

历代的治道理念决定其取士标准，而取士标准则决定文人学子的致力方向，文人的致力方向则造就了时代的文化特征。因此，汉代重儒学本质的探寻，故其文化以经义解说为特色，唐代因杂老释而模糊混淆儒家经义道德，故科举以诗赋取士，考官以审声病为责，因成诗词之盛；宋代主实用权变哲学，科举遂兼诗赋、经义之反复，而有宋词、集注之两兴；明代理学治道，科举归于经义而延承宋理之注，故生心学之溯源，民间则以报应轮回之小说见长；清代治道回归孔孟，科举既主经义又抑理学，故起训诂之学，复兴古文、再典秦汉。由此可见，治道理念的树立不得不慎之又慎；君王之苟且，最多也就为害一朝，而治道理念的偏失至少为害一代，甚至几代。中国历代史书之所以详尽，在于史官（史馆）记录的详尽。周代即有史官，自汉以后专设史馆，唐以后又修实录，然其制又有不同，周代史官，非但记事，亦以为监诫，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云者也（可惜至秦并六国，“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遂焚灭荡尽）。由汉至唐皆密为记注，只闻后世，无益当时，故唐太宗尝问褚遂良：“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答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显然，纵使记注之官能直笔于朝，亦致时人莫知，已难为当世之监诫，但自唐以下史馆为前帝编著实录，仍有警悟后帝之功。至宋既立史官知起居，亦著实录，且自编国史，明陈于陛尝言“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证也”，则已颇失古人后代为前代著史之义，故宋代实录始多溢美之伪。明洪武初有起居记注之制，洪武十四年后废罢，直至万历初张居正复行，未几复罢；而实录一直延续，理学治下，难免多失其真，遂致后代众说纷纭、莫知准的，以至《明史》修编历时为历代之最（跨度近百年）。从中可以看出，设立史官之初是出于中国先人对后人的责任意识，所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之鉴也，但自宋以后，始多誉美之饰、混淆之辞；而各地方志、族志、家传，以及相关诏书、法令、敕诰及各部行文等等的补充，可相互印证史馆记注与实录的真伪，方能纂成信史。故读史不可只看帝纪，这倒不是后代史家编著有意为君隐恶，而是须参照前代史记或实录，其虚实笔法仅从帝纪很难见史家之用心，须前后通读，方知其删节、繁简之义；如康熙尝谕纂修明史诸臣“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但并非欲以实录为准，故亦“诫修明史史臣覈公论、明是非，以成信史”。历代为前代著史，主要目的是厘清前代振起兴盛之由、衰颓沦亡之因，总结经验与教训，以为本朝佐治及后世之鉴；然若能步入正史并取信天下，则无论编纂主官的选任，还是史料的采集与印证，皆莫不慎之又慎，且仍须通过各种异议稽核，终必不得有大纰缪、大抵牾，虽或仍有难以确准之小瑕亦必无伤大体，方能颁诏流传（如今所见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大多可谓信史，但也只是历代著史的很小一部分，更多只能成为野史而入不了正史，是以柳虬尝有“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之说）。从中也能看出，中国对历史的尊重、探寻与精求之慎，远不是一句“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成王败寇逻辑所能评述、阐明的。

儒学自春秋诞生至汉代系统入治，因其理念入心、清晰和完整，得以构筑了基于人性贤本、修仁成德、笃道中适的普及辩证逻辑之保障层次，从天赋人同的贤本涵养，到弘仁抑贪的修身承教，进而撑实竞德任贤的选拔机制，并贯彻以民为本的治事原则于始终，遂有兼顾并育而容众集智的治理结果，是以形成了发于性、立于德、成于道而化于治的贯一脉络，贵一由此而成，民心由此而一，是非由此而定，终得数千年之传承不衰，成就了规模宏大的华夏基业。这是正统传承的一面，然历代能认同儒家治道逻辑者虽众，而能深明哲理者却少，且又惑于自然观，使历代呈现出各种曲变，尤其是老释之杂、理学之兴，皆使儒家治道因丧失了逻辑本原，而徒标其形、难得其实。总体而言，孔孟儒学始成于周朝，用于秦汉，疑于魏晋（虽崇玄、道，却仍重儒家礼乐经术），杂于隋唐（虽融老、释，却仍使名教得以确立），变于宋明（虽偏入自修，却仍倡仁义纲常之笃），回归于清（回归能群之中适原旨）；故论儒学传承，又展现出各时代之特色，遂有秦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之说。论其成因，自秦之后，虽然历代统治文化的主脉上都以倡导儒家伦常价值观规范为主，但因天子必以遵奉天道为则，自汉代的天人一体自然观不断被方术杂扰而渐遭质疑后，不断引发了后代各种杂变，从魏晋的任自然、贵无为，到隋唐之杂老释，再到宋而成理学，都是因天子欲奉天道而被自然观牵引，又致自然观牵引儒学而产生的各个时代之曲变，其结果无不导致治道逻辑偏离中适，因而形成了各个时代的不同政治特色，也是其不同治道特点的根源，直到清代又基本回归孔孟儒学。因此，虽然历代都倡导儒家价值观，但践行价值观的治道（核心在权之所用、利之所取）往往不能在君民、上下、人己之间秉持中适，其间既有政求清简、放任于下而致养患生乱者（如唐之扰于老释），也有曲变正义、恃强以物而财聚民散者（如宋之实用权变），更有唯君是从、上夺下诡而积怨仇众者（如明之理学入治），最终都因中适之丧，使上下两离（无论唐之姑息恕恶于藩镇、还是宋之庇纵宽宥于豪势，皆必以枉民害民为代价，终使人心尽丧），从而使儒家治道仅形其表而失其实，自然无法有效统一价值观、凝聚人心。

孔孟儒学是孔孟先哲洞察夏商周三代兴替、禹汤武三王践行，而总结形成的。秦朝以儒兴、以法亡的因统一而速葬的悲剧，促使汉初的因秦之政，以缓和法之酷烈为务，遂有黄老的出现；然无德化之下，日久则骄奢之俗起、兼并之风盛，及至文景，遂重德之淳化、礼之教育；尤其是文帝以德立身，垂范养民，本农重教，劝民进业、向贤，兴礼义、普及乡贤选拔，确立激励教化机制，是全面、系统践行儒家治道的先驱；到武帝时，虽儒学典籍的发掘整理成空前之盛，然武帝重法而轻教、锐意于武功，直到末年方见觉悟，遂有息兵力农的均田之改；同时，因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一体论较为系统与详尽，使武帝更看重儒家所谓解析天地阴阳的应对之术，而“独尊儒术”（使今人产生了误以武帝首行儒治之谬，全因既不明何谓“儒术”，也不清晰儒家治道内涵），故武帝一朝既不暇礼文，又多神仙事。而儒家自然观的确立，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对儒家的价值观、治道逻辑的遵奉与普及；另一方面，君王从此以天兆断得失、奸佞假祥异以惑主的现象也逐渐出现。其后，昭、宣二帝，在武帝末年均田的基础上，轻敛赋役、广兴教化、省刑宽狱，以匡武帝之法疾而承文景之仁德，使儒道之政复振。相比之下，武帝脱开了人心凝聚的国力涵养对抵御夷寇的支撑作用，劳师疲征实力不过中国一大郡之匈奴，却使中国陷入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余敝师旅、田野芜莱的局面，遂“悔征伐之事”而有末年之觉悟（武帝之悔并非悔征伐本身，而是悔未能同步涵养民力，即一直奉行聚敛供军的劳师之政，遂转力农富民）；昭帝则内治为本而使人心复聚，同步支撑了荡寇平边，故昭帝一朝虽无孝武劳师之频，却在备兵益强、周边钦慕之下，屡创强敌，从武帝末的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而匈奴却从频频扰边，变成闻汉即逃，终使匈奴分崩，再难成大寇（《汉书》云：“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三岁，武帝崩”，而汉的被动防御一直持续到始元；始元四年秋，匈奴入代、杀都尉；之后因屡遭重创，至始元末，已“不敢入张掖”；“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但汉仍在主动寻机歼敌。元凤初，匈奴因旧怨发二万骑击乌桓，霍光闻之，即遣二万骑邀击匈奴，“匈奴闻汉兵至，引去”，汉军即后匈奴，遂平乌桓。至是，匈奴不敢再犯汉而转击乌孙；乌孙求救，会昭帝崩，宣帝继之，发十万骑出征；匈奴闻汉兵出即仓惶远遁，致其民众及畜产远移死亡者甚巨，“于是匈奴遂衰耗”；在汉军及周边小国的不断合击下，至本始末，已致“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之后匈奴彻底瓦解：南匈奴来降，郅支逃往康居后为陈汤所诛，北匈奴奔极北而西窜；而汉则因人心凝聚之功，版图不断西扩，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从中可以看出，昭、宣比于武帝，愈加深谙儒家治道内涵。及至东汉，光武、明、章诸帝，都是儒家治道的忠实践行者，遂使儒学的统治理念进一步完善，儒学的统治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从而为后代王朝对儒家治道的传承奠定了基础。纵观汉文以下，其智主（如昭、宣、光武），明德而彰教，严法以刑恶，拔人竞德而察实，是以仁贤比列而亲幸约敛，纲纪正而民向德；其愚主（如成、哀、桓、灵），虽亦以彰德为表、开举贤之途，却多拔任亲近、害法赦恶，是有妄行而恶积，然终仍见权幸之家频致诛戮以匡正道，确反映了汉代厚德尚贤之风俗已浸广人心。

比较秦、汉之强：秦自穆公始历经了三次实力的大提升，使秦国积蓄了足以兼并六国的实力而统一中原，但可悲的是，秦王朝却因统一而速葬了自己，究其原因：一是秦始皇抛弃了由惠文至吕相不断精化的能群之治而复纯任法家，致人心离散而使强秦迅速转弱，关中、蜀地虽未至反叛，但人心已失，遂无能于征战；二是新开创的秦王朝没有遵循得民而得地的广土原则，更不识安天下之本全在民心之恃，使其统一变成恃强凌弱下的侵夺与聚敛，法家以民为具之政的全面铺开，招致了广泛的怨恨与反抗，足以促使刚被打散的六国残余势力重新聚合壮大，以至普天之下皆叛土、叛民，最终演变成了自掘坟墓之悲剧。汉因推行儒治（自文帝始），君民以义为本、治道辨中适之度，国家实力迅速强大，但以柔远人之道，与邻以义相交，助有道、伐无道而驱解匈奴，和纳百夷、周边外族倾心来附因并融西域，从而为我华夏开创了广土众民的新纪元。实现此大成就者，绝非恃强凌弱的攘窃之获，亦非强兵用武之力，而主要是“得民心则得天下”之功，故《后汉书》论汉代开边：“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至于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著自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可见，贯穿王朝的融并诸夷，并非主以武力征伐，更在于殊俗诚悦附我汉风（四夷仰慕汉之俗德而倾心愿附，是“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的根源。书曰“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盖亦以展演长幼交接、彼此相待的和谐之道，使有苗悦服向化，汉再现其实），遂有 “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的主动向化，此夷民钦服俗德而自愿归附之力也。若无得心之功，必难有长治宁定之局面，更不可能到了南北朝乱世，诸夷各国皆尊奉我儒家价值观和治道为正统（此他国之民已化成我国之民也，他国之土自然为我国之土）。足见仁义之本、中庸之道，其于君安、国强、民心凝聚之功的至大。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七、中国古代儒家治道文化的发展脉络（《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