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十七、中国古代儒家治道文化的发展脉络-1

然另一方面，东汉而下，儒术渐显乖乱，郑众、贾逵之属皆治《左氏》（《左氏》以史论之，确多可采，然其解《春秋》之书与不书以浅末颇受非议，且多卜筮、神降之浮录，故《汉书》尝论：“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促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其后，唐韩愈亦言“《春秋》严谨，《左氏》浮夸”），加之光武迷信图谶而必欲重之，进一步导偏了天人之论，以至《后汉书》云：“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此后诸帝相沿不改，又妄求异象解析，遂混入方术，致儒术面目全非，不仅使儒家天人一体论逐渐脱离了儒家伦理自然观的根本，从帝王自警扩大到百官任职，促使作奸排构、混乱选拔，而且也导致学术氛围趋向舍本逐末，进一步淆乱了儒家理念。累至汉末魏晋，由于对天人一体论这种扩大化的杂乱解析，导致的是非颠倒、贤佞不别日甚，使儒家自然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如所谓“衰世德爽，而嘉应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蚀之灾不弭，百灵咸顺，而悬象之应独违”之类），最终也动摇了人们心中对儒学的笃定，所以，出现了倡导“越名教，任自然，贵无为”的崇老倾向（史称魏晋玄学）。这是人们对儒学自然观感到疑惑后，在重新思考天地本原以及与人类关系的过程中，向虚化自然本原的道家学说的一种本能回归。产生这一局面的原因，是道家强调自然运行之道的不可预见性，人们只应处以息物不作的消极顺应；儒家则指明天道并务求主动探求，当人们在循天道以主动探求遭遇怀疑或挫折时，就当时的认知而言，很难厘清导致怀疑或挫折的根源，故转回道家之说几乎是必然的。这种回归在动摇儒家自然观的同时，也牵引价值观走向异化，使君王及士大夫对儒家仁德之修和中庸之笃，再无汉代那样的坚定。但这种去名教之修的任自然结果，只能是人心的放纵与肆志，且魏、晋逼禅于汉、魏，其问鼎捷于前代，因而妄行、苟且渐多。这里需说明，魏晋时代质疑的是天人互动的儒家自然观，而非儒家德道；两汉的儒治实践，使后人大大清晰了由人性、到德道、再到治功之间的因果关系（再也不似汉初以前），故诸帝多仍明贵德尚贤对国家求治的重要性。只是受制于君权天授的观念，而把推求正确的天人关系作为为君及江山稳固的最核心任务，这才使道家学说得以复兴，并逐步影响并模糊了拔人标准和是非决策方向。

虽然魏武以重民力涵养而由小作大，崛起于征战之间，魏文以下亦未见懈怠，屯田、均赋之政史书不绝，这既赖于汉代的儒治实践使后帝仍知德道之所贵，也缘于当时务求物阜、民增并重的需要，且汉风未远，上下去就尚有所明，然率民乏教化、选官失竞德的术能之治已成常态；及至明帝则以任术为明，初收辅弼之权、终授覆庙之钺（任术之害就在于因乏德而莫辨忠奸、难见长远），虽有慕古之心，却无建德之举，又醉心营造、失虑固本，遂有晋之禅篡。至晋，武皇所创均田租调体制冠于前代（“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云“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然却继续沿袭轻德重术之政，且进一步加大了去儒任道的力度，以至终酿大乱（由此亦可见，选官拔人之竞德又是资源财货之均利的前提，否则不是有名无实，就是昙花一现）。论晋武受禅之初，也曾明德能笃、求治谆谆，史称：“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驰，宽而能断，故民咏维新，四海悦劝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辑战国之苦”，于是“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然受自然观的影响，享朝愈久，政愈疏怠，不仅放德道之贵一，致“彝章紊废，请谒行矣”，且纵越名教、任自然之风日炽，使“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故而 “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焉再辨小大轻重、知左右奸贤？于是，“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凶竖、豺狼近居端揆，忠贤、廉干反被谗远；纲常缪乱如此，终致其“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又岂原偶然者哉！故而“民不见德，惟乱是闻，朝为伊周，夕成桀蹠，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世利，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纲解纽”，《晋书》遂喻之曰：“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及至东晋，方有所悟，然虽“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梁书》亦尝以卞壸、王敬弘居官，总结当时士大夫望空为高之风，云：“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卞壸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理，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但《梁书》却以儒者无益于实政，如其论孔佥治县：“佥，儒者，不长政术，在县无绩”，故其侃侃而发者，仍不得要领）。

同时，汉末以来，边务兴废无常，自魏徙戎夷入华，至晋武，又多纳归化与汉杂处，而有欺无教（安得望其化而不悖？），郭钦遂疏谏实边，虽不及汉宣、光武易俗之化致远，若得实施，亦可缓弱之后汉胡纷争的程度，但在当时厌实尚虚的放纵之下，帝已难悟其远图。在丧失人心凝聚之纲下，晋武之初的孜孜求治很快失去了后续的秩序支撑；已而导致的帝国分崩，遂酿成倾覆华夏的大动荡，比之于汉末之乱，其异就在毁弃了能群秩序的根基，从诸王竞逐不息（先是八王诸蕃、后是五胡诸戎），到权臣构逆相继（南有王敦以至桓玄，北有元叉而后尔朱以至高宇），终至僭越禅篡频仍（晋禅于刘宋而至陈，魏分东西禅诸于齐周而至隋）。然晋室分崩，鲜卑拓跋氏能一统北方于戎羯相衅之间、僭伪纷纠之际，其所恃者唯儒家“道义治之本“、民“在吾所以抚之耳”之类，故而“大人利见，百姓与能”，因成长世之朝，既展示了儒家治道的拨乱至正之力,也可见我汉家文化深入人心之广，其德被殊方、文轨同一之功岂是秦一统六国之可比。此前，虽史言刘元海“习以华风，温乎雅度”、“不远儒风，虚襟正直”；石勒“褫毯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慕容廆“临下以惠，劝农桑，敦地利，任贤士”；苻坚“雅量瑰姿，变夷众夏”、“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姚兴“虚襟访道，侧席求贤，敦友弟以睦其亲，明赏罚以临其下”；皆能聚拢人心、弘图霸业于一时，然或归于残贼暴虐，或终于好狠专横，皆以人心离散而亡，根源在于虽慕儒风于用，却难明德道是本且更无化聚，论之只是“所谓并仁义而盗之者焉”。两晋南北朝臣下为乱之甚，不仅在于族群党立，更主要的是缘于治道理念的变化和教化不彰：一方面是治道融入道家无为而疏于监察、妄于推诚，屡使封疆之臣权重倾鼎；另一方面从东汉后期形成的士族阶层（所谓门资取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关子孙之贤不肖、智愚，是引平等竞德入于求简、失实之途），基本取代了从汉文以来全民化的人才选拔，因使教化不彰，故亦放纵了人心的逐鹿之欲、加大了族党之争的混乱。

在统治文化上，“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由魏至周屡屡弘儒抑佛），南学喜新而得伪”；南朝尚释老之伪入于治道，是非失纲常、治事无衡矩，道止于经术、贤仅及文采，遂淆德道贵一而疏怠日常之政，致祸乱不断又急求实用，是以任官再难明乎竞德、产业更无能于均利（南朝历代制赋同样求简，非但田亩不均，且普遍重丁税而轻亩税，而成劫贫济富），终使人心日离。或称梁武崇儒，然尤心奉释老，故只求制礼奉天，已全失本旨，安望化之于治？所拔经术者朱异、贺琛之流，焉有明道之志行？文才者庾信、王褒之属，岂备适任之贤能？及至侯景谋逆，朱异每抑而不报，萧正德因怨望而助其渡江，王质职在防江却无故退走；过江之后，景军不过“马数百匹、兵千人”；时庾信防航，闻景至即弃军先逃；王质复领兵三千拒敌，又未阵先奔；遂使景乘胜至阙下，梁军兵将则或奔或散；且如贺琛被擒，反“劝开城纳贼”而为贼效力者又岂在少数？及城陷，梁武竟出“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之语，何曾一丝以苍生万民、子孙后代为怀？有是君则无怪有是臣。不崇德以求道，再礼合阴阳、虔心笃佛，必道亦非道；不务本而图治，纵普济大同、与天为一，定治无可治。北魏则自太祖（珪）“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至三千，“圣达经猷，盖为远矣”；世祖（焘）“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显祖（弘）“诏立乡学，郡置博士”；“高祖（宏）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糜以好爵，动贻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累朝对儒家价值观及能群秩序的真诚遵奉，是北魏能得到各族包括汉人拥戴的根源，也是得以做大而一统北方的保障）。及周氏开创，所拔苏绰、苏亮、陆通、柳敏、卢柔、唐瑾诸贤，皆以达理深通，佐成王业。相形之下，苏绰建言务存质朴，祖述周孔、宪章两汉，岂是庾信“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之词丽可比？比较二者，足可见南北学术取向之异。一方面，因价值观笃定导致的人心凝聚程度不同，既形成了南朝之乱愈甚，而终为北朝统一的结果，也促成了隋唐名教之兴；另一方面，因对儒家自然观的质疑未减，又使南学之伪随统一而被广泛融入，直接助推了隋唐老学、释教的普及。

魏自宣武已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女主擅权，委用非人，赏罚乖舛。正光之后，衅起四方，祸延畿甸。《魏书》尝论曰：“世宗（宣武帝）之后，政道颇亏。及明皇（孝明帝）幼冲，女主南面…；荣悴在亲疏，贵贱由离合；附会者结之以子女，进趋者要之以金帛；…居官肆其聚敛，乘势极其陵暴；于是四海嚣然，已有群飞之渐矣。逮于灵后反政，宣淫于朝；…私利毕举，公道尽亡，遐迩怨愤，天下鼎沸。倾覆之征，于此至矣”（且北魏屡屡弘儒抑佛，以致信佛官贵开山凿窟、奉于暗堂；及至文成帝“初复佛法”，却只限沙门“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到孝文帝又“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仰以公文”；然至“世宗笃好佛理，…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愈众”，颇现南朝之象；逮于灵后则尊奉更过，锐意营建、广为斋度，是以纲常紊乱、政教凌颓）。六镇之后，权臣又起，上下失序，终分魏于东西禅诸齐周。

论齐、周速兴，皆得系统均田轻赋、实效涵养产业规模之功；齐又有永业、分口田制，比周更完善，后被隋唐沿用；但相比北周之崇儒，北齐则治道迷于释老，人主纵欲肆志，终使社稷速颠。迨至周武帝，“重道尊儒”，兴儒教而抑老释，“劳谦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锐情教习”，于是“修富民之政，务强兵之术，乘雠人之有衅，顺大道而推亡（亡灭北齐，一统北方）”。及隋受禅，文帝“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未及十年遂平南陈；然自开皇末，帝沉迷谶语、嗜好释老，遂“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吏存苟免，罕闻宽惠，乘时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隋书》论曰：“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既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自仁寿元年）”；其后，炀帝虽“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却“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雠，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故史称其“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很大程度上，正是受文帝后期惑于南学，一改由魏至周（尤其是周武以来）重儒教、抑老释之治道取向的影响，使初唐贞观的去老释杂扰而笃立名教之功，在广受认同且大见成效之后，却被后代诸帝一步步被削蚀浸润，终仍难免老释复兴之杂的日甚一日。论其源流，则由南朝以下，学术界始终惑于自然观而未能正本清源的累积；如初唐之傅奕，虽疾恶释教，却亦崇老玄，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足见初唐士人中就有以将老庄之篇混入名教者，比于东汉学者如桓谭之论老氏，已为之大变（即便西晋亦无如此之杂）。且魏征所著《隋书》，以为南北学术，“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亦有奉南学为宗之倾向；而士大夫论事失于偏者则不可胜计，如令狐德棻论王霸之分、韦凑论节愍之罪、刘知几论著史之难…，皆已大异前代。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初唐之盛恰恰在得儒家以仁为德，以中适为道，以拔人竞德、财货均利为基本秩序的治道精要，这要源于太宗李世民本人虽不认可儒家对自然天地的诠释（包括天人互动之说），但却高度认同孔孟儒家的治道逻辑、价值观和是非观而积极秉承儒家治道，因以凝聚人心，使国家实力迅速增强，不仅使久历战乱的中国快速走向富庶，且频繁对外之征伐也受到人心凝聚之功的同步支撑，更可贵的是立名教、兴科举、精选拔，促使正德化俗深入而广泛，以至贞观遗风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开元。然自高宗即位，老释之杂始兴，从崇道礼玄，到“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再到“令释教在道法之上”…，都对德道有不小的混乱作用，也促使人才选拔出现转以重才轻德而求功用的偏颇之变，但因贞观德道余风尚存，人们的是非认识尚未致大混淆，故其乱虽广，匡正却不难；至玄宗为太子，“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始复重儒学；“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故开元初，官吏之拔黜、令举之进止颇能本于纲常，权度之适当上下亦近于明；然至开元末，复现政疏之弊，去广听博察以为清静；及天宝乃置崇玄学、设道举科，与国子学分庭抗礼；帝务清修而荒实政，自蔽耳目、受惑奸佞，厌谏息争、宽纵有罪，是以纲常日紊，政令益乖，遂致安史乱生。肃宗、代宗又转崇释教，挂以业报之下，人事弃而不修，虽复土心切，又姑务怀安，却为宦竖群小所乘，而致所任非人、河洛复失，终使祸根再固、藩镇乱兴。德宗面对藩镇乱象，为了平乱，始加聚敛，税间架、算除陌，以至矫密旨加敛不息，却因失德道之守、以奸为贤，反致乱兴愈烈，遂不得不屡加姑恕，终劳师无功，《旧唐书》以“罄国用不足以馈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为之总结。宪宗虽以加重聚敛，终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使藩权收敛、纪律再张，然仍不明德道是本、吏治为纲，只以亲信取代乱臣，终不能豫“朝作股肱，暮为仇敌”之变；且愈加倚重宦官，促使宦党复大。及至穆宗，藩镇恃力僭越之风已开始向下蔓延，从节帅，到守将、衙属，一旦逢机即逞力竞诈、逐鹿相吞，以至父子兄弟相杀互灭，充分诠释了幸获难有善终的教训，也再现了南朝的混乱，《旧唐书》论之曰：“或父子弟兄，或将帅卒伍，迭相屠灭，以成风俗”…。至此，朝廷已无能于德道复清，王朝再也没有了初唐德清道明的影子，终在逆乱此起彼伏、聚敛日甚一日之下，走向覆灭。

总体上中唐以下，随着道、佛思想的渐融渐广，儒学的主动教化作用被减弱，统一的价值观规范被破坏的同时，道、佛思想对统治秩序的影响逐步显现，君王务于清静、厌于听谏，以恕恶为推诚，以至权失相稽、吏少监察，顺应无为的思潮充斥朝野，于是德道乖乱、奸贤混淆，政教无见远之识、选拔失所竞之根，使得地方自专之格局始终未能扭转，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后周。但唐代的混乱还是要远好于两晋时期的，原因有二：一是唐代是立名教而杂，两晋则是越名教而去；二是唐代废士族、兴科举而使教化普及得彰的结果，进而有效抑制了臣民的放纵逐鹿之心，虽亦“朝寡纯德之人”，但乡有忠贞之士，所以才使僭越之臣心多顾及、危难之时不乏忠良。

从南朝、隋到唐末，经道、佛的长期误导和杂变，使人们越来越模糊了儒学能够凝心聚力的求适内涵（秩序得以成立的灵魂），而愈加留连于其求笃仁义的清修外形（个人修性的表象因素），进而将儒学治功仅具象于礼的外形（其制礼、奉礼也只是为了敬天，而非形德道以普教）。且及至五代，纲常尽失，国家已难有秩序之稳定，唯以力恃强，致使不肖性泛滥，唯我唯欲、少廉寡耻，于是以叛乱为常、多勇者为制，遂见封疆称帝之更替不绝，国家的衰颓与民散、王朝的短暂与莫测也都创了国史之最。虽然有类于南朝之混乱，但南朝尚能致力于秩序构筑，只是杂扰于释老而终难成人心之聚，故其稳定仍远超五代；且南朝之乱仍以皇帝凶暴而为权臣所革为由，而五代之乱则在权重者皆有僭越之心的图谋，其逐鹿之欲的普遍性大为不同。《宋史》尝论五代的人无固志：“五季为国，不四、三传辄易姓，其臣子视事君犹佣者焉，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故唐方灭，即北面于晋；汉甫称禅，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伤之”。不仅为其后的宋代埋下了实用权变治道的种子，而且在自然观的牵引之下，又为求极不求适的理学出现做了铺垫。

到宋代，太祖取西蜀、灭南汉、平南唐、伐北汉，颇有再次大一统华夏的气概，然倡导告讦而不抑悖德趋利之害，除留州之法宁不足州县之用，行更戍之制而务求将兵分离…，皆显见其忧心于唐以来的藩镇乱象，却重以术能匡正，始终未能清厘德道之原、普及中适之纲，藉以壮大能群之力，从而使术能之政失于德道指引而渐流于实用权变。至太宗平北汉，不能抚恤两河，反而隳城迫迁，陷民于颠沛流离，再加伐辽征输之繁，两河百姓又焉能不大失望于宋？遂有伐契丹之败，从中可见相比涵养民本，太宗更重眼前功利；面对两次伐辽败局，太宗不去总结自己始乱终弃的失败教训，而是以为辽不可伐，论之源于宋起于后周及后晋汉周三代与契丹的渊源关系，使太宗对自身皇权的正统性产生了怀疑，遂开启宋政实用权变的先河。从太宗恶对辽言战，到真宗大举封禅，再到仁宗以岁币换西夏称臣，终使宋帝的权变价值观得以形成。前代治世，因能把握德道根本，所以即便制令暂有非议，随着日历功显，民众会越发认同与凝聚，故其治之核心就在凡事把握原性德道之根本，因之方能至民心之本；而宋代则因权变价值观，使诸帝始终不务把握德道根本，凡事总怀希求功利之心，又常随角度而变，于是轻率废置、反复更张、朝令夕改。论其初始，只是过于患得患失而又心无所守，既想仁心爱民以凝聚人心，又忧虑财货不足，恐难应对不虞；既期举营田寓兵于民，使边军自耕自食以节饷费，然怀利相接之下，又惧民不可恃转而为乱；既知方田、均税对促进生产的重要作用，又担心累朝以来豪势生怨为祸…；及至神宗以变法聚敛图收复，遂加速民散，致有靖康之祸；及南渡后却仍不知省改，反成愈甚之势。归根结底，皆在难以清晰认识民心与财货之间的相生互促关系，不能将国、民利益统一，而始终以施惠以邀从为得民心之道，于是聚敛于前，利驱于后；是以在不断的患得患失中，得之愈少、失之愈多，终使人心日离、国力愈弱。宋帝之价值观权变，是出于对自家君权的维护，权价值观悖于五常、变治道出离中庸而权变仁义、多行苟且，却不知须以维护万民之利来实现君权之稳固，两者不可对立，遂致以利使民之政日甚一日，终至民不可使。同时，借帝王唯务清简的误导，通过元祐党争把治道是非的君臣之争，衍变为臣臣之争，而开启了执政责任的变化，一改汉代儒家议天下治乱责君不论臣的作风（这是唯天子受命于天的责任一面），转而为议祸乱危亡责臣而避君了；再加上汉末以来自然观备受质疑的影响，学术界力求旨在重振儒学的“改良”，但因力求诠释儒家自然观以免质疑的需要，把本应清厘前代无为恕恶而致乱的去老释以正儒之修正，竟然变成了援释老以曲儒的进一步杂释（如果不是为自然观所累，很难想象宋代儒家会在唐代之后，如此重振儒学）。论之，元祐二年也曾“诏举人程试，主司毋得于《老》、《庄》、《列子》书命题”，然仅至徽宗又以老学为尚，反映了宋人虽对求静无为之失有所意识，但却未明调整应致力的方向。汉末以来，儒家自然观质疑愈广，亦成由晋至唐杂老释的主因；而对儒家人性义理所致尊崇，却始终未变，使得宋代这场重振儒学的诠释大潮完全不同于汉代旨在求是非的经注，而是皆从探索自然本原起步，并主攻于与人性义理的关系，夹杂道、佛之后，遂捏合两者，以引入天理之桎梏、模糊中适之是非，而生成了既可祛除君王垂范责任、固化君臣关系，又强调个人仁义修守是其天禀宿命的理学。从历史的观点看，恪求理之定守、不论互动相成的理学或许是宋代儒者对从唐代中后以来的臣下为乱，到本朝熙丰以后的人人私顾、无义忠公思潮的一种遏制，但因避开了乱之由起皆在其君的本原（这与源于“天不可违”的自然观曲变，使北宋议祸乱危亡转向法家之“有过则臣任其罪”的责臣避君逻辑一样，从中可见其关联渊源），遂在为儒学建立更难质疑之自然观的同时，又引儒学误入了更大的歧途。

理学要求君民（上下）笃行仁义的义务平等而无权力的平等，致权力与义务的对等规范丧失，当然就使是非之理向权力倾斜而失治道之中适。所以，此时我们再回顾先秦两汉，与宋代比较，人们笃定的道义已大为不同，进而气节亦相异殊远：逄丑父舍身救齐顷公而不避大辱，《春秋》不予其义；楚庄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春秋》贵而君子之；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春秋》贱而夷狄之；是故，不以艰难而隐其耻，不以夷狄而泯其仁，不以宗亲而文其恶，皆克谐人性之恒，量于并育不害之德，而权义之大小、贵贱之伦序；于是，霍光废刘贺，仍奉配享宗庙；董宣罪湖阳，而得光武厚赏；窦武言桓帝无德善之政、不虑西汉之失反效于秦二世之谏，桓帝能悟纳其言而赦放党人；范滂临冤狱主动赴死而“母欢其义”，《后汉书》赞其节义之壮。《中庸》尝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观汉文以下，仁义之率沁透人心，中适之洽广融并育，遂成大德之敦化，开我华夏和纳夷狄之通途，此中国之所以为大也（大就大在我华夏所笃之德大，使我更能群见远，故能凝聚更广泛的人心，遂于力更强、于智更广，皆万古不易之经；夷狄亦尊而奉之，才得长久，奉久必归心）。而及至宋代，宋太宗对辽战端的轻开轻弃，最终以真宗向辽纳款收场；王钦若以《春秋》说宋真宗澶渊之役为城下之盟、孤注一掷，而弃收燕蓟故地；宋神宗以国用不足而启王安石变法，厚敛于民，致使民怨四起、人心渐丧（到南宋的权变、苟且就更不必提了，从高宗的自毁长城只求苟安，到孝宗的迫耕聚敛以图恢复，再到理宗回买公田加大劫夺，一步一步自损国力、葬送王朝）。其君权变如此，在久历的老释杂变影响下，朝臣之忠贤者亦少有义重于生的大勇之节，见难则姑安求静，故面对西北之大忧，反以谨守为常而不思进取之长策；临事则明哲保身，故见王安石主政变法之害，贤达多谢退引疾以求去；既是宋代外战长期处于被动的文化根源，也是急功利之辈能逢君速进的背景原因；是皆小德而狭义者也。《春秋繁露》曾云：“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故恪守原性之德，是正之始）。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正是因汉代人以守义作节、失节是耻为正，才能见不义而有不惜没身之争；及至宋代，贤士大夫则转以引退不为（不义）为正，此守义知耻之心减弱导致的小其正，促使奸佞愈少忌惮、上多行苟且，必然导引百姓不守于正的效法；所以，宋人耻于公战而勇于私斗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是小其德而离于大经（道之万变不离之宗，谓之大经），狭于义渐悖于大本（德之殊途同赴之归，谓之大本），是以不明于大、难见长远，凡事急于功利而怠于务本，患生而难觉察，祸来而不知避，结果总是被自己的一孔成见所欺误、恶化，以至徽宗联金伐辽而为金所虏，理宗助元攻金终为元所灭，皆小德义而致小智略者也；遂由宋至明，皆小我华夏基业焉。

归纳起来，唐代由于道、佛思想杂入，离散了儒家的价值观，并因价值观的杂扰变化自然导致了是非观的混乱；但理学对孔孟儒学的矫揉更具隐蔽性，虽然理学也尊奉儒家仁德价值观，但行德之道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理学的是非弃中适，故丧失了是非之理的互动相成，遂失于上下之同道，终成屈民以顺君之道），由是曲变治道逻辑而使统治者主动模棱是非、强己夺人。由于理学比于孔孟儒学，蛀蚀的是在对是非之理的互动调整中形成的上下一心的凝聚力，所以，在历尽了从唐到宋的长期潜变，在价值观层面，最终把是非分明、除恶务本、秉持中庸的汉儒节义的刚烈，转而成了模棱是非、善恶同悯、枉下直上的宋理为善的孱弱。故而自宋至明，虽仍时见明智之君、忠贞之臣，然已难得养常之恒，使民再鲜有汉代初唐笃义之广、守节之深，“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百姓之德化，亦类于此焉。从此，社会发展与和谐的秩序，不再由始于君王而下的统一价值观和上下同悦共笃的中适治道来支撑，而是以儒家伦常规范桎梏臣民自觉遵循仁义道德来维系，以至人心再难有汉唐之聚。

元代以勇武建国而守成无章，以为有民不过为了有获取更多财物之具，而朝廷与诸王部落之间也主要靠赏赐财物来维系，故朝臣以增课为能，遂使阿合马、桑哥、铁木迭兒、哈麻等奸佞四出而总以委重；将吏以邀赏为功，于是脱欢、月的迷失等诸帅繁征而叛乱愈炽。因此，部族越众越以相争为务，致朋族党立无一日不交攻倾轧，佞者多幸而贤直窜死；疆域虽广却屡民流地荒，终财货贫乏无一岁不遍地饿殍，弱者颠沛而强者啸聚。直到至元后期，世祖才有所觉悟，后帝亦多褒儒之辞，也让元朝经历了一个从不重视汉学，到把理学奉为国学的过程。但四种人的等级制度却始终未废，且遵奉文化纷繁多杂（除儒学，还有佛教、道教、阴阳、巫医、回回国学等等），以至“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 、“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使得儒道尽微、理念淆乱；而上下争权邀利之心不改，赋敛之制尽苛，却仍不足以馈诸王贵戚之赏，均揭示其崇儒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作态形式，而非志诚于匡正、更乏力于传承。纵观整个元代，诸王谋逆无一刻之息，从阿里不哥、海都、乃颜、阿鲁辉帖木兒之叛，到英宗见弑、明宗暴崩；而在从灭宋到天下群雄并起的六、七十年间（至元15年-至正中），民变之乱无一朝为止，每次讨平必承更大祸殃，终使元在暴政和民族双重矛盾下瓦解覆灭。总体上，蒙古虽灭国四十、拓土广阔，却未形成长远稳定的治理秩序，故自窝阔台之后，势力分化逐渐显著，越来越难有诸部皆认可、尊奉的大汗，其间虽能乘势平定金、宋（而有其民、其治理和产出能力），使元帝国（拖雷系）的实力远超诸部之上，但从元代的北方内外勾结、致相攻与叛乱日烈，到明代的诸部各成散沙、被分崩与倾轧贯穿，且明朝很快自陷疲弱、无力北征之下，其散沙之势竟历经200余年越来越散，都显示了其秩序文化的严重缺失，直到被清统一（皇太极统一近边诸部、玄烨统一远边诸部；明代诸帝若有汉代、初唐之明，一统蒙古岂待此时？）。

经历了宋代理学之矫揉，以为“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之后，及至元代诸儒以理欲分贤不肖，愈不得其本，又经陈栎等竞相发明，“凡诸儒之说，有畔于硃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则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于是硃熹之说大明于世”，后世递延相传，以至有明代之祸（至清代才加以清厘，遂起训诂之兴）。理学之曲儒：修性只有欲之存灭，哪知义理！治道惟见从仁之迫，再无中适！

--引自汉朝儒学兄弟渊源的新浪博客：十七、中国古代儒家治道文化的发展脉络（《儒学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