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小议——从争大虾说开去

一位本身并不热衷汉服但对国学颇有了解，且热心参加过几次汉服爱好者聚餐的朋友跟我说过几件有趣的事情。
当初他们原本约好在车站聚齐，但好不容易聚拢来，许多人却并不上车，而是宁肯步行。起初我的朋友以为，他们是不好意思成为车上乘客目光的焦点，但很快便发现不是：汉服爱好者不但不回避，而且很乐于成为人群关注的目标，之所以不上车，实在是因为不便。慢说是曲裾，便是直裾长袍，上起车来也是“前跋后虑”，一不小心还会被别人踩住下摆，弄得好不狼狈；待得开饭时，诸多君子、淑女们宽袍大袖，筷子伸短了够不着，伸得长了，不是袖口进了汤碗，便是袖摆沾了虾油，缚手缚脚，好不扭捏，我那只穿着短袖衬衣的朋友于是惬意轻松地独自把盘中的大虾海鲜从容扫荡，只留下些汤汤水水给那些兀自犹豫着该挽袖子还是脱外衣的汉服朋友们。
据别的朋友说，还有更狼狈的事情，就是每次集会去公共场合，总有些汉服朋友进了洗手间半天出不来，原因是那些从脚踝直连到领口的深衣，不论穿脱，都实在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可以搞定的事情。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制，实在不仅仅是什么廉耻或者礼义的要求，而更是时人生活、工作的需要，所谓不穿衣则无以御寒，不穿衣则无以蔽体，不穿衣则无异于禽兽。汉服的宽袍大袖，适应了当时以车为主的出行方式，和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而曲裾、深衣，则使得士人命妇们在施行诸如礼乐揖让拜舞等幅度较大的身体活动时，不用担心身体肌肤的不慎暴露——考虑到先秦两汉普遍穿着的无档下裳，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的事情。
可资佐证的是，同是秦汉时代，由于需要的不同，并非所有人群都穿着被今天的许多朋友称为“汉服”的宽袍大袖和深衣，比如从事体力劳作的农夫常穿犊鼻短衫，而骑兵部队则普遍装备了利于上马下马的短筒靴和窄袖——同时的步兵、车兵仍普遍着履，穿宽袖絮袍，可见这种服装形制上的变化，完全是出于实用的需要。
如果对诸如汉服这类古代服装的爱好仅限于庙堂或者礼仪场合，则不论形制如何复古，穿着如何不便，都可以作为艺术遗产完好地保留下来，任何一个有头脑、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对此有任何异议的，但若不仅仅如此，而是很认真地想把汉服当作一种“活的”服装形制来复兴的话，则不得不考虑到它和时代的协调问题了。
服装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环境的改变、需要的改变而改变的，当旱地改作水田、骑射改为炮战、作坊变成工厂、马车变成骡马再变成黄包车的时候，服装的形制就不得不或主动、或被迫地一变再变，二十年代风靡中国、非常适合于黄包车出行的长衫、旗袍，到了自行车和公交车大行其道的五十年代便很快让位给列宁服、工装裤，正是主要因为环境的需要，方便的需要，而不仅仅、而且主要并非因为政治的影响，事实上，50年代的中国正提倡所谓“布拉吉主义”，鼓励人们尤其是女性穿好衣服，穿花衣服，中年以上的朋友都应该还记得。
谁也不会否认汉服爱好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和热情，但适应传统汉服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疯狂到希望把时代倒退回佩剑乘马的秦汉去，既然时代不能倒退回去适应汉服，那么汉服要想获得新生，就不得不自我变革，以适应这一新的环境，新的时代。
如果每次宴会上，穿着汉服的朋友都因为宽袍大袖而不得不回去再啃窝头吃泡面填肚子，如果每次出行，穿着汉服的朋友都因为长裾的不良于行而不得不弃车从步，从而不得不花两小时去走完别人二十分钟就走完的路，如果每次都有朋友因为穿脱深衣而在洗手间里耽搁太久导致朋友们的不耐，那么穿汉服的朋友将越来越发现，自己难于用同样的节奏和方式和别的朋友交往；如果仅仅因为服装不便而导致一个人在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步步慢别人一筹，那么，在当今如此高效率快节奏的社会现实面前，汉服的虚弱不堪一击，也就不问可知了。
只有改，保留那些方便的，改掉那些不便的，让脱胎换骨后的新服装领先、至少不落后于需要，不落后于时代，才能让汉服的生命得以延续。事实上不仅仅是汉服，每一样传统的东西不都如此么？车马因不适宜时代的需要，几千年来反反复复地变革着，而适应性强的竹筷自诞生以来，其大体形制几乎一成不变地保持到今天。事实上，即使最执着的汉服爱好者，怕也不可能始终坚持采用秦汉时代的丝帛麻布来做一套就需十几米布料的曲裾裙袍，而不选用元代才开始普及的棉布，和更晚出现的人造纤维材料罢？那样的服装且不说方便与否，究竟又有几个人穿得起呢？
服装首先就是服装，然后才是其它载体，如果连服装的基本功能：蔽体、御寒、易穿着，便起居、利社交，都无法保证的话，赋予再多的象征意义，也只能是空想的，虚弱的，因为它的不便导致了它只能在普遍大众的层面上被大多数人所谢绝。如果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所拯救的是国家命运，那么，改良汉服，让饭桌上穿着它的朋友抢起大虾来不输给别人，所拯救的就是汉服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