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鹏：您曾经提到考古学既是人文科学也是社会科学，在《宗子维城》一书中，您也特别强调考古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面。您认为考古学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和共通的地方分别在哪里？

罗泰：我觉得考古学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而且考古的资料又可以为这两者提供很重要的线索。只不过我在那本书里面主要讨论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所以我采取了社会人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我主要还是想讨论具体的材料，然后用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但我在别的著作里，比如在有关乐器的那本书里，就比较偏向于人文科学。我从来不想过分地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分成三个完全不同的部门，它们彼此之间应该有很明显的联系，德国的哲学传统也强调这一点。科学态度应当是统一的，无论你是搞自然，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具体的论证和范畴会当然有所不同。你搞考古，就不能像搞纯自然科学做实验那样。其他的考古学家不能完全像在自然科学中可以根据你的实验再重复一次，看看你做的是不是对。你下一次发掘同一类考古遗址的时候，研究的结果可以接近，但你无法保证这一点，不能排除会有让你吃惊的地方。而且平时，第二次发掘同一类遗址的时候，你的意图也不应该是重复上次的研究，而要用更新的方法来探讨一些新的课题。无论如何，作为学者，我们都要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

李志鹏：前一两年，中国考古学界讨论过中国考古学的定位问题。在美国，考古学一直归于人类学的范畴。您原来写文章说，将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跟人类学的课程融为一体，这是需要我们未来一代来完成的迫切任务之一。您认为中国考古学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方面的结合是否还要加强？

罗泰：人类学有四个分支：社会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还有考古。前三者有很多地方影响到考古，可以给考古提供很好的方法论，考古也在某些情况之下给另外三者提供一些很好的线索。他们连接成一个学科是有历史原因的，比较偶然，因为在美国，原来的人类学就是研究印第安人，研究古代的印第安人就是考古，研究现代的印第安人就是社会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就是对印第安人的骨骼的研究，语言人类学就是对印第安人的语言的研究。把印第安人的研究放在同一个系里面最初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哲理在里面。英国剑桥大学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不牵涉美国印第安人，而还是可能和帝国主义有某种关系。但是欧洲大部分的大学跟中国一样，把考古当作跟历史有关的学问来对待。这也是有道理的，我在我的书里也谈到过。我这么说，也许人类学的考古学家听到可能会不太高兴，可是我觉得我们搞考古原则上还是要研究历史，而且跟传统历史学是同一个目标，只不过方法不太一样，而且不应该允许传统历史学家过分地给我们搞考古的人指定任务。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法正确地理解自己的材料，我们就会只注意到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局部的、狭窄的问题，而没法对那些只有考古学才能提出的问题做出研究。你们搞动物考古学的大概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李志鹏：我们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也会涉及到一些祭祀的问题，发现跟文献上面记载的会有一些不同，当然也会有一些符合的地方。

罗泰：所以要先从考古的角度去研究，这也不是我先说的，上个世纪60年代夏鼐先生就写过这样的文章，写得非常正确，但是好像没有多少人跟着他走。（笑）

李志鹏：大概缺乏在个案上做得很好的人。1993年您在《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这篇文章里面说，中国考古学最需要的不是时髦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培养中国的考古学家对自己的学科的一种自信，不再根据以前的学者的权威标准确定研究目标，这样也许我们能找到适合中国的方法论，就像世界其他地区有适合它们的方法论一样。那是您那时的一些期待，您觉得从您的文章发表之后到现在，中国考古学在这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罗泰：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考古学也越来越迅速地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有很多人研究考古学的各个方面，甚至连我们以前不太涉足的地方现在都有人感兴趣。这并不是在张光直先生的影响之下，更不是在我的影响之下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学科发展的自然规律就会是这样子的。这样一来，我们在国外的人和中国考古学家就更容易合作了，因为在思想上的这些间隙（gap）变得越来越小。说实话，这些间隙原来也不大，像夏鼐先生跟西方的任何一个考古学家就能很直接地对话，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文化冲突。但是语言方面的沟通和互释还是需要的，从刚开始做考古一直到现在，我把中国的考古学家的著作翻译成英文或德文的时候总是要作一些解释，这个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在国外做中国考古研究的人作用可能就在这里，就是可以把中国学者的理解介绍给西方学界。这应该是我们的任务之一，也是我们的责任。

李志鹏：感谢您！张光直先生以前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您也做了比较多的工作。

罗泰：当时张光直先生鼓励大家不要受传统的约束，尽量自己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然后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资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做得尽量好。他自己在这方面也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可惜张光直先生去世得太早，假如他能够享受一般人的寿命的话，他肯定还会做更多事情，也许会使中国考古在世界考古界的位置更加巩固而突出了。但无论如何，中国考古在世界考古界的地位一直在提高，总的来说还不错。我知道，你去过亚特兰大美国考古学会，美国考古学会今年发奖给有关中国考古的一本书。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原来想象不到的。张光直先生如果还在的话，这么一本书的作者肯定是他，不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