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面世的遂公盨属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由于上引传世文献的成书年代都早不到西周时期，所以这是关于大禹故事的最早记述。但文中绝无“夏”的字样，禹似乎还具有神格而非人王，因而这篇铭文似乎并不能被看作是（夏代）“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李学勤：《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3年1月23日）。

《夏商卷》“第一章  夏文化探索”论述到：

“传宋代宣和年间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后裔，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说：‘□□成唐，又严在帝所，尃受天命，翦伐夏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22页）。

鉴于记述夏王朝与夏商更替的文献史籍没有早到西周者，所以这里介绍的春秋铜器叔夷钟恐怕还是无法成为“西周以来”或“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无论从传世文献还是金文材料，都还只能得出“夏”最早见于东周时期的结论。无论遂公盨还是叔夷钟，都还推翻不了以往学者关于“禹”和“夏”到了东周时期才结合在一起的观察结果。

《夏商卷》继续论述到：

“殷墟卜辞所记商汤以前之先王及其辅臣中，有的就是夏代的人物，譬如伊尹，春秋铜器叔夷钟铭文、《国语·晋语》、《孟子·万章上》、《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吕氏春秋·本味篇》及《吕氏春秋·慎大览》等说他是有莘氏女之媵臣，协助商汤灭夏，立了大功。而据殷墟卜辞记载，后世商王室不断地隆重祭祀伊尹。由传世古籍与出土卜辞的相合，更可证夏代的存在乃不争之史实”（22-23页）。

传世古籍与出土卜辞相合的是伊尹而不是“夏”，“夏”还是仅见于东周的金文与传世文献而不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因而“夏代的存在乃不争之史实”似乎还可以再讨论。

本节中最后的话是：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从考古学上去探讨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其最终目的，是以考古学材料为主要根据，并结合文献记载，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23页）。

这一目标，目前看来，还是任重道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