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匡正书本上的历史罗泰访谈（二）

李志鹏：世界性的视野在做中国考古学时非常重要，像中国原来所谓的边疆地区，如西南、西北以及北方地区等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作比较研究。西南地区跟东南亚地区，西北地区跟中亚地区，北方地区跟欧亚草原，东北地区跟东北亚，山东地区、渤海湾地区跟日本、朝鲜的关系都牵涉到世界性视野的问题。核心地区——中原也是在跟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的交流互动中发育成长起来的，而不仅仅是在一种完全独立的或者说自成一体的区域性的文化中慢慢发展起来的。这些当然是很多学者的共识。在您的研究中，您是如何处理世界性视野中的中国考古的？或者说是怎么关注这些问题的？

罗泰：当然一方面就是作跨文化的比较。刚才已经说过，也许互相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像新大陆的那些古代文明，很明显没有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更不是别的星球上的生物创造出来的，那是它们自己发展过来的。这些也可以拿来跟旧大陆的一些文化作比较，可以了解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阶段，有什么共通点，有什么特点。当然特点更有意思，反映出当地的一些特殊性，发现当地特有的一些东西。共通点有的时候是很抽象的，但是要认识特点的话，就得知道这些共通点。把这些共同的、基本的抽象原则弄清楚之后，也就更清楚这些特点到底在哪里，而且也能明白为什么这些特点能够在这些环境里出现。这是研究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就是复原实际存在的一些联系。当然，欧亚大陆的几个文化之间都会有一些关系，其中没有一个完全是孤岛，但是说来说去，反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离欧亚大陆的其他古代文明的发源地距离最远，在地理上的分界也比较清楚，中间的一些地方不太容易过去。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同行，他们从来都不怀疑人类是到处跑的，那些还比较接近动物的早期人类到处都可以去。在旧石器时代，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区别有是有，区别也越来越明显，但比较少，互相之间的影响总是能够看得到。一些专家坚持认为，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生活开始的时候，各种地方文化才开始独立发展。这大致是对的，因为人类一旦定居下来，变动的可能性确实就不那么大了。当然还是可以迁移的，局部的一些人可以这样，可是总的来说，到了新石器时代，大多数的人活动范围就变小了。我们知道，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互相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二者跟古代印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先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然后再把这三者跟中国作一比较，一下子就能看出中国和这三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虽说不一定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少。我不喜欢“影响”这个词，太泛，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你要具体说明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到底是他们直接拿了外面的那些东西；还是他们听说过，然后自己使用，试一试再自己做；还是来了一些人，把那些东西带来了等等，各种可能性都存在。而且所谓的影响在不同的场合中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形态，所以这些方面要慢慢地找材料。西方的学者往往喜欢举“马车”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例子，但车本身好像更复杂一点，可能中国在拥有马车之前就已经有一些简单的车子，比如二里头遗址就有一些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也没有人说这些早期的车是从外面引进的。可能晚商之前人们已经形成了“车”这个概念。反而到了出现作战用的马车的时候，这些马车无论从它代表的社会地位，还是从它的形状和制造技术的各种细节来看，似乎都能发现跟草原与欧亚大陆西侧的一些马车的联系。但当时中国内地的人不可能像现在美国进口德国车一样，从米索不达米亚或者从哈萨克斯坦那边进口比他们原有的车子更好的马车。因为目前中国内地所发现的早期马车很显然都是当地制造的。事实应该是：他们得到制作马车的这套知识，然后自己制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所发展和变化，结果到了商代晚期中国的马车就很有自己的特点，与前面说的那些地区的马车已经不太一样了。像那些用青铜做的车的配件，就明显地体现出中国青铜文化的特点，跟西方的不一样。所以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有联系，但并不是全套吸收。其他的很多文化因素和技术也是这样，比如早期的制铁技术，专家们现在好像基本上都认为，尽管早期中国可能有利用陨铁的萌芽，可是真正开始好像是在中亚、西亚的影响之下。关于青铜器的制造好像还有争论，孰是孰非我也判断不出，但是中国内地一开始大量制作青铜容器的时候，那些容器就沿袭着龙山时代陶器的制造传统，在这个基础之上，创造了一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新的文化产物。是不是中国内地人自己发现怎么冶炼青铜、铸造青铜器的？这个问题也许就是次要的。

另外，是否需要采用全球性视野也要看你研究考古学的哪一个方面，比如说你研究动物考古，那很容易采用一个全球性的视野，因为在这个领域采用的方法是统一的。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特有的资料对动物考古学作出新的突破，像冈村秀典一样，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学者。一方面他做着大家都做的动物考古，另外一方面他还很系统地而无偏见地把考古材料跟礼书、史书的记载放在一起，这一点也在中国以前没有人作过，他得到了许多新结论，非常值得注意。但是，动物考古还是比较容易采用全球性视野的。盐业考古也一样，很适合做一个国际性的合作项目。但是中国的盐业又有其特点，有很多文献资料，掌握住全球性的共通点之后可以更好地抓住那些文化特点。总的来说，采用全球性视野要看研究什么题目，如果把古代中国的青铜器拿来和古代印度的青铜器作比较的话，做是可以做，可是可以比较的范围好像很有限，而且意义也不大。印度河文明虽然也发现了一些青铜容器，但是在当地的文化环境里不太重要，既不太醒目，也不太美观。如果在全球性的视野之下研究日本人所谓的威信财（就是Prestige Goods，威望物品）的话，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商周文明以青铜器作为威望物品；印度河文明尽管也有青铜器，但是却选择了另外一种东西作为威望物品；而两河流域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要作全球性的研究就先要把范畴定好，把题目选好，然后根据题目的需要进行。

李志鹏：所以研究的视野要根据你要研究的材料和问题进行调整。

罗泰：是的，你的视角要符合问题的需要。但是把问题定好了之后，就不可以再说诸如“我是考古学家，所以我不管文献，不管美术”之类的话。这是张光直先生一直对我们强调的：要研究古代中国，必须很踏实地做工作，任何一方面至少都能压下去，都要把握住。比如你研究动物考古的话，就不能完全不了解礼书里面谈到的关于动物的作用，否则就不能深入地了解你的研究结果的意义。

李志鹏：这也正是张光直先生一直强调的，上古史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哪一个具体的学科，应该把每一个学科都联合起来。虽然你做的是考古学，人家做的是史学，但是你要对彼此之间的学科发展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罗泰：这方面我们搞考古的人历来都做得比较好。目前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也许还没有足够重视跨专业的研究，但是将来他们也必须这样做才能够得到新的突破。西方这个过程也是很慢，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以文献为主，不太关心其他方面材料。我们从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展开，研究者的视野就会逐渐扩大。在这方面，我们搞考古研究的可以为史学家提供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