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达成的协议当然于中国不利，肯定会有“清议”强烈反对。对此，他讥之为：“士大夫清议浮言，实未谙悉机要”，但“内外诸当事为所摇撼，于本案情节视若淡漠。此时不才即焦头烂额，于事何裨？”其潜意思是说事情之所以发展到现在难以收拾的地步，责任都在与此事有关的“内”(总理衙门)“外”(边疆大吏)大臣们听信了“清议浮言”，现在我焦头烂额也没有办法。短短一句话，即将责任完全推给了别人。
    李鸿章用心颇深地将几天前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曾谈及的威妥玛取出的咸丰十年九月寄谕稿照钞附呈，并深感叹威氏不知如何看到此谕，结果威氏“挟彼疑此”，自己只能“百喙难明，徒为浩叹”。连如此核心机密都为对方获得，自己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不知总理衙门各位大臣读完此函作何感想，又有何办法。
    在随后紧张的谈判中，李鸿章在个别问题上有所争辩，但基本上满足了威妥玛的全部要求。1876年9月13日，双方正式签约，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使国家、民族权益进一步受到损害的《烟台条约》。
    事后、尤其是尘埃落定百年后分析当年决策者的成败得失确实容易，置身漩涡中心、一念之差就关系国家民族生存荣辱的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与压力当非他人、更非后人所能体味。因此历史研究的目的、起码主要目的并非盛赞或严责前人，而是通过对其成败得失的分析，为后人提供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