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AC建筑创作的的公众号的“深读”重发了我9年前的旧文《本不该微弱的声音——建筑师与居住话题》（以下简称《声音》），几乎同时，“嗯微问答”微信群推出的本期问题恰好也关于住宅问题，大意是：集合住宅设计在建筑师的工作中占比如此重要，为什么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优秀建筑中却难见集合住宅的身影？同时这个话题也被shanghailander兄转发到旮旯酒吧建筑活动的群“Let’s talk”中，我读到的回答里很多人也引用“深读”的内容。所以，虽然是巧合，两者近乎奇迹般地同时发生，而且在不同群体中同时引爆，足以证明这个话题所具有的张力所在。

写作《声音》一文的2006年，我还是一位职业建筑师，住宅设计，包括集合住宅和别墅，占了我平时工作的一半左右时间。在更早的2003-2004年，上海很重要的一个房产策划公司是我的业主，在接触过程中我了解了当时房地产业对于其推出的产品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取向。我一直主张“设计介入运作”（这是我2003年发表在《时代建筑》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的，觉得在作为甲方的政府部门和开发商都在主动寻求改变和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作为建筑师需要发出自己职业上的声音。于是， 2006年借助一个契机，写出了这篇文章。这个留在本文中的痕迹有两个，一个是写的过程中有一种憋在心里很久的话终于抒发出来的感觉，另一个是，文中第3部分过于笼而统之的“中国建筑师”概念，后来经过博士阶段训练的我会使用得更加谨慎，而当时的措辞显然严谨程度不足。事实上，如果现在修改的话，前两部分可以不动，但第3部分会大改。

当时我的主题是，为什么在居住建筑领域，以房产商为代表的各种声音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进而影响社会大众，而建筑师方面的专业声音却湮没在房产商声音之下如此微弱，久而久之建筑师也接受了房产商对住宅设计的诸多话语？这不是把建筑师与房产商截然对立，但由于房产商的话语有着显而易见的忽悠和麻醉大众的成分，建筑师实际上有能力在不矫饰、不带偏见的基础上，建立自己对居住问题的宏观话语框架，与房产商的话语框架拉开距离，以仔细看清哪些是可以在与房产商的合作中获得推进居住产品进一步改善的机会，而哪些需要保持一定意义上的警惕性和批判性。

我一直觉得，居住作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行为，一定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从建筑学的角度，针对不同人群的集合住宅完全有潜力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如果实现过程中有障碍，障碍在哪里，无论是规范还是房产开发模式，搞清楚了，发出我们的声音，如果能够形成合力的话，未必不能推动这些限制条件的改善。

2011年我写了《“后拆迁时代”的一些设想》。那时我还没有全想明白，现在来看，那个设想就是：现有的土地大块开发模式让房产开发除了批量生产之外无其他选择，而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必然建立在把用户抽象为有批量化、标准化需求的对象的基础上，这样，用户千差万别的个性被抽象化为简单的普遍需求之后，失去多样性也就成为其必然结局。再加上，由于房产开发目前的大块拿地的方式，让一块地推平重建成为必然结局，因此过去地段上曾经有的各种丰富也同时被推平，也是历史街区保护和再生推行过程中最重要的阻力之一。那篇文章，我以东京模式为例，是因为东京模式也过于特殊了，因此清晰可辨。东京模式以另一种极端化的方式，让建筑师直接面对具体的居住者，而不是房产商眼里抽象的买主，让原有的居住空间在不断更新和维护中呈现出独特性。这里，我还提出了用邻里联合进行改造的改良方案克服东京模式中地块过于琐碎的弱点，当然很初级，没有深入论证，因为跨界讨论的时候经常感觉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但声音还是要发的。

那里我写到：“东京房子里的居民很清楚自己居住的这片地方尽管拥挤简陋，但却是自己真实的栖身之所。所以会有自发的修护、改造和更新，某些更新可以为藤本壮介这样的新锐建筑师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国内大城市的棚户区居民却有很强的临时居住感，居民不知道什么时候房子会被拆迁，届时纵使你刚刚花五位数或者六位数的钱将房屋从里到外翻修一新，也得不到更多的拆迁补偿。居民宁可搭建布满庭院、恶化居住环境而且粗陋的临时房屋，因为这些或多或少能让自己在拆迁时获得更多补偿。”

在东京土地制度的土壤下产生了《全能改造王》，也就是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的原型。Shanghailander兄的“水塔之家”作为《梦想改造家》的产物，对这种方式的实践不知有何体会。《全能改造王》在东京的土壤中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梦想改造家》节目组一直在回避这种改造方式在当代中国的尴尬处境——除非位于文保区，否则改造的投入随时可能因为拆迁而血本无归。事实上，节目中史南桥设计的“梦花街19号”就因为法规问题而被停业。但即使再回避，节目的这种呈现方式也让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大拆大建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推动这种针灸式的改造合法化，也就可能使之成为改善居住条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这本身也催生着建筑师居住作品新的可能性。 

这不是否定现行房地产商大块拿地、大块开发的模式，而是在此基础上，增加比如房产商小块开发、几家邻里联合改造，以及类似东京模式那样的微更新，对其确认合法性并给予政策上的指导。这样开发模式的多样性显然会催生居住建筑的多样性。

我的《声音》一文的结尾是：“至少我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明确而不含糊的，独立而不依附于某些力量的，真实而不矫饰的，基于问题而不是基于包装的声音。”这种声音有时候包含着我们因为某些限制暂时无法改变的事情，但发出声音不是抱怨和发牢骚，而是为推动某些改变提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