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之史”还是“无我之史”？

《从历史图像到建筑信息》写作札记 

刘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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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建筑学报》60周年专题“中国建筑史及其史学史”写作的大多数作者相似，我是在对中国建筑史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才一点点接触到以前的各种研究成果，然后，在梳理自己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时，才对中国建筑史研究历程的某些侧面有了自己的了解的。也就是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远望历史的旁观者，而是直接在对历史进程的了解中获得自己的学术思路，是相关历史的介入者。

当丁垚老师与我联系，建议我就中国建筑史研究历程中的图像问题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约——在博士论文研究期间，我曾经连续几年的时间拿着放大镜对着几张古画费尽心力地搜寻与建筑学、建筑史问题有关的各类信息，读过这个领域的大部分重要研究成果。

在没有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我知道很多很多的过去，了解很多很多的线索，只要善加选择，文章不难出炉。然而，在这篇文章构思的起始，就发现了这种知道和了解背后的最大陷阱，那就是：我知道的所有过去，了解的所有线索，几乎都通向一个终点——我自己的研究。

以自己为终点学术史研究论文是一篇合格的文章吗？显然不是。然而，由于介入这个研究领域足够深，在尽力把自己剥离出去的时候，却发现，我了解的一切都已经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我自己的烙印，即使对于我刚刚了解的一些信息，也出于一种不可阻遏的惯性，要按照自己的学术思路对其进行拆解并将其打上自己判断的烙印。

写“有我之史”，抑或“无我之史”？

这成了贯穿整个写作过程的最大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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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底在蓟县独乐寺的第一次组稿会议时，我刚刚组织并初步阅读了一些材料， “有我之史”或“无我之史”隐隐地在进展中不断添加难以察觉的阻力。

在思路还不明晰的时候，听听其他人的设想也许会对自己有帮助。虽然我知道“独乐寺”的寺名与《孟子》无关，读音也不相同，但脑子里却总是条件反射地浮现出“独乐乐，于众乐乐，孰乐”的字眼。这是否是对我的召唤？——与其独自推进，不如和大家一起推进。

于是，我来了。

独乐寺作为中国建筑史的经典案例，从影像中早已熟悉，但实地考察，才能体会到其在古老的蓟县民居中，有多么强烈的纪念性。这种纪念性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那里进行的第一次组稿会议的气氛。虽然构思还没有成型，我在相关领域的各种心得也可以分享。听大家的介绍，我发现 “有我之史”和“无我之史”之间的纠结并非我一个人的问题。然而，克服这个问题却没有一定之规，只能自己的纠结中慢慢消化，慢慢解决。

接下来的清东陵之旅，爬山的艰辛让我体会到年龄带给我的一份沉重，却也明白了宋画《江山秋色图》中所绘山脉的勾连回转在现实中的样子。那天天气出奇的好，清东陵的整个布局在山坡上看下去一目了然，但论文的构思还需要后面漫长的半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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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开始文章的具体构思。

原来的计划，还是要在历史进程中找到一条独特的线索，而着重于提纲挈领的纵向脉络研究。会上的各种讨论，让我感到这种思路的难度，而且，“有我之史”与“无我之史”的纠结在纵向脉络表达中的更容易被放大到无可回避的地步。

于是我决定，以横向断面的比较研究为主展开文章，通过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和比较，展示出此主题某个断面曾被忽视的线索。

选择什么案例呢？中外比较，尤其是将西方的中国建筑研究者与国内学人主题相似的代表性文章进行比较是可行的思路。浸淫此领域这么多年，国内学者的研究和经典文章应该说都比较熟悉，但是否有被遗忘的、也许并不完善的研究文字里面有颇有活力的研究思路和线索呢？还有海外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以前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前辈学者搭建的基本知识框架，然而，如果寻找到在图像问题上有意义的样本，还需要进一步从故纸堆里搜寻、了解。于是，我着手翻阅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每一期，并在一些海外撰写的中国建筑史著作中着重考察其文献综述，希望能够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在不算太长的时间之后，两个与图像相关的中国建筑史领域的研究历程进入我的研究视野：一个是汉代的陶楼明器，一个是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图像研究。

前者关联着从早期研究中国建筑的汉学家艾约瑟和Laufer到相对晚近的Boyd等人，以及梁思成先生。艾约瑟和Laufer从汉代陶楼明器中看到中国古代屋面的曲线并非自古就有的，使中国建筑演化历程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Boyd对一个院落式陶楼明器建筑的分析，从其院落布局的特征探讨其居住形态，是他那本《中国古建筑与都市》中最吸引我的内容；《梁思成全集》中的第一篇文章是用英文写成的，关于现收藏于哈佛大学弗格美术馆的一幢汉代陶楼的文章，无论作为出版底稿的清华大学收藏打印稿完成于何时，此文都有极大的可能与梁先生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的短暂求学经历有关，算是理解梁先生研究思路演变的重要线索；当然，当代的中国考古、艺术史学者和建筑史学者对汉代陶楼明器的研究也有丰硕成果，只是陶楼研究这个领域显得稍微有些边缘化。

与陶楼研究不同，在建筑史学界，敦煌壁画的建筑图像研究是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在1950年代他又将敦煌壁画以及敦煌窟檐建筑研究的成果重新整理成一篇新的文章。另外，萧默先生的代表作《敦煌建筑研究》 以其在敦煌的长年实地工作所获一手资料而受到重视，今天敦煌研究院也不乏孙儒僩、孙毅华等以敦煌壁画的建筑图像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而海外对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图像的研究，主要的文章应该是A. 布林在1955年的《东方艺术》上发表的文章，而这篇文章的信息，我是从李约瑟的文献综述中得到的。

接下来开始资料的收集和线索的整理。同济大学校园网有Jstor部数据库可以使用，因此搜到了布林的很多艺术史类文章，也有关于汉代陶楼明器的，但《东方艺术》杂志并没有被此数据库收录，谷歌学术上也找不到全文，只好求助于身在海外的朋友们。幸运的是，身在美国的束林同学很快帮我找到了那篇文章的电子版并发给了我。

两选一的结果是选择了后者，主要是出于自己对话题熟悉的程度和可把握的程度的考虑。在博士论文研究阶段对作为图像的绘画已经积累了不少心得，且那时候一直在注意“唐宋城市变革”的问题，至少对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的社会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东汉的认知程度。

和我以前的写作方式一样，第一遍写作是没有提纲，一直硬着头皮堆积字数和观点，留给第二遍整理。然而，写作过程中仍然有各种无形的阻力把我推离研究状态的正轨，其中的关键仍然是“有我之史”和“无我之史”之间的纠结。

在阅读布林关于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建筑的文章时，“我”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常有出来指手画脚的冲动，而“我”的资料阅读者和历史整理者的身份却必须压制这种冲动，以便于尽可能客观地审视其人其文。读完之后，与梁先生1931年关于敦煌壁画中建筑图像的文章相对比，觉得可说的话很多，但是头绪杂乱而难以整理。具体写下去才知道，这么多想说的话，一部分“有我”，一部分“无我”，任由其搅在一起的结果，似乎在走向一锅浆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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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过程中对史料的搜集还在继续，这也是我的一贯作法。

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搜集到的很多A. 布林的八卦，大部分与正在进行的研究关系不大，不过抱着“万一有用呢”的思路，把发掘这些八卦作为写作拖延症的主要症状而深入进行了下去。

布林生于1900年，比我与之做比较研究的梁思成先生还大一岁，然而其求学比梁先生要晚很多，她1927年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离开家乡去柏林求学。在此期间她认识了犹太裔建筑师埃尔文·古德金特，那时，古德金特的婚姻尚未解除。1930年代中期，布林以《从汉到唐的中国建筑史》获得腓特烈·威廉大学（现柏林洪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与古德金特一起离开德国，经由巴黎在伦敦定居。1956年，两人正式结婚并一起移居美国，但布林并没有按惯例改夫姓。在伦敦和美国期间，布林一直从事远东（主要是中国）艺术史研究。

比布林大14岁的古德金特逝世于1968年，我研究的另一位主角，比布林小一岁的梁思成先生在4年后去世，而作为研究者的我出生于同一年。

布林在2004年以104岁的高龄仙逝。介入中国建筑研究的时间晚，逝世也比较晚，其博士论文大量引用梁思成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比起梁先生，她在学术上属于后来者了。

作为建筑师的古德金特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是包豪斯学派的支持者，也是犹太裔，所以布林追随他在1930年代中期离开德国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了。他最后的身份是梁先生毕业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员。使用谷歌可以搜索到他的很多建筑和城市规划作品，所以，不排除以后我可能会顺着这个线索追下去，找到与包豪斯和早期现代主义相关的其他线索。可以的是，他的工作和布林的研究之间的关联，我并没有找到。

所以，这一切信息的搜集事实上已经偏离了研究的正题，成为了拖延症的一种表现。不过，这些内容还是很有趣的，写不进研究文章里，不妨在这里分享一下，也作为相对沉重的写作过程中的一种调剂吧。

上面的很多信息得益于写作过程中与另一位专题文章的作者刘妍同学的QQ交流。身在德国的她对于德文资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布林的博士论文就是刘妍同学提供给我的。

拿到布林的博士论文后，我发现她1955年文章《唐代佛寺》的基础，敦煌壁画所示的建筑空间布局示意图在其还在柏林时已经完成了。这样，布林和梁思成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更加有说服力。

两人的研究都是从1930年代起步，并在1950年代对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以前一直纠结的，两篇相隔20多年的研究成果如何具有可比性的问题便有了说法——分别是两人在相似时间段跨越20年左右的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这样，整篇文章就可以围绕着梁思成和布林两个人的四篇文章展开，萧默等学者的研究可以作为后来的进展来表述，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枝蔓过多的情况。

谷歌翻译虽然在东方语言上表现不是一般的不靠谱，但在欧洲主要语言互译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我选择布林德文博士论文的目录和关键章节，用谷歌翻译进行德译英，读过机器译文后就其中不确定的部分再请教刘妍同学，这样，对布林博士论文中与我的研究相关的内容有了大体的了解。这还是2014年春天与城市笔记人老师交流时学到的方法，当然，主要用于临时抱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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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6月份，第二次组稿会议要在同济大学开始了。我把自己几个月间艰难推进的4000字杂乱堆积的琐碎成果做了一次整理——不是修改，是在word里面新建文档，完全重新打字，而整理的线索是我将如何在会议上讲解自己的研究题目及进展。重新打出来的4000字，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且读起来比原来那4000字流畅得多。

这次整理初步确定了对待“有我之史”和“无我之史”纠结时的基本态度——文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史学史研究和文本分析，另一部分是以前面的话题涉及到的素材为例，探讨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利用图像的可挖掘潜力。前一部分尽可能客观，作为“无我之史”；后一部分其实是以分析为手段实现展望的目的，而这个过程“我”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虽然“有我”，未必可以定义为“史”，但因为与第一部分的关系而成为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证明这种变化的是，文章的主标题从《建筑学者目光中的敦煌壁画》改成了《从历史图像到建筑信息》，也就是最后发表时的题目。

会上也看到了其他作者的进展，与上次组稿会议相比，大都基本成型。各自的主题以及整个组稿的主题也因此有了相应的微调。

会议结束后，思路基本确定，但写作的工作仍然艰难。当用了超过15000字搭起文章的基本框架以后，将其做了两次大的修订工作。这样，文章的第一次成型已经是2014年7月下旬了。我交了稿，但还是对文字不够满意，然而却说不出为什么。

一个月后丁垚老师发来消息，要把15000字以上的论文压缩到8000字以内。对于我在几次修订中已充分挤压了文字的水分的情况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工作。尤其是我最后决定并不选择腰斩全文，而是保留文章的结构，挤压文章中一些详细论述部分。

挤压的工作做了三遍才挤压到8000多字，如果一定要“以内”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已经有点舍不得了。在挤压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为什么之前对这篇文章总有些不满意——因为“无我之史”和“有我之非史”比例各占一半，平均分配的结果导致用力分散。于是，在一次次的挤压中，我决定重点挤压“无我之史”，而对后半部分“有我之非史”挤压的少些——事实上，最后的完成稿中，前者占1/3，后者占2/3，全文的结构比原来更加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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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2014年10月发表之后，11月冯江老师做东的2014年华南理工大学冬月论坛让参与这次组稿活动的作者再次相聚。论坛的题目定为“微观建筑史”。按照会议的组织，我需要准备一个主题报告。

在主题报告准备的过程中，我彻底放弃了前面的“无我之史”，而把博士论文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很多解读历史图像中的建筑信息实例与文章中梁思成、布林、萧默、孙儒僩和孙毅华等前辈的研究事例放在一起，彻底以“无我之非史”作为主体，演讲题目则改成了《拷问历史图像》。

演讲时我解释这个题目：历史图像本身是不会主动告诉你它的所有信息的，只有对其仔细审视、发现疑点并主动拷问，才有可能获得更多与建筑学相关的信息。然而，虽然提倡拷问，但预设立场过强则会让拷问变成屈打成招，反而扭曲了真实的信息。

前面我放弃了的研究线索里，梁思成先生早年对于汉代陶楼的那篇英文研究文章被我放在了演讲的最后提到。我说，此文也许与梁先生的经典研究文章不同，尚未提炼出清晰明确的学术结论，所以并未发表，但其中，对陶楼很多细节的观察和描述体现出的考古报告般的细致，与后来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主要就研究对象与研究结论相契合的特征进行概括性表达的惯例并不一样，其中似包含着“微观建筑史”思路的一些雏形。

在这次组稿最终圆满成功之后，我又想到了自己对第一次组稿会议的地址——独乐寺的虽引喻失义但条件反射出现的联想：“独乐乐，于众乐乐，孰乐？”学术研究与孟子所说的欣赏音乐不尽相同，虽然这个过程中必须与其他学者交流才能避免自己陷入死胡同，然而，最艰难的研究过程必须是独自去面对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与众人分享是一种快乐，而研究过程中独自面对那些层出不穷而稀奇古怪的困难，并最终将其克服——

是苦，还是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