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老师鼓励的博士论文研究步骤，是先寻找突破口并发表3篇左右的杂志文章，并充分注意文章发表后的反馈以修正自己的研究思路。然后在论文提纲的环节进行仔细推敲，确定具体的文字内容。当然，在动笔的时候，之前的设定也可能进行相应的修改。
而从我个人的习惯来看，却很难在正式动笔之前拟定细致的研究提纲。因为我以前的写作很多的结论也是在动笔的过程中形成的，动笔的过程更像是对哪里能够进行什么程度的研究并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的探索过程。于是我决定先动笔，写好第一稿原始文字之后再修订提纲。当然，虽没有详细提纲，但研究的两个大的方向基本确定了。这或许也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在过程中修正目标和计划。
动笔的第一天非常顺利，因为“引子”部分的很多思路脱胎于开题报告，虽然有颇多修订但毕竟限于修改而非从头开始构思。第一章的开始甚至带有一定的兴奋。然而，当已经走到了河的中部，前面仍然茫然看不到彼岸的时候，疲惫与茫然开始把写作的进度拖慢，于是进入了漫长地与拖延症斗争的阶段。
一位和我同时写论文的博士生曾在微博上写过这么一句话：“天黑得真快，又到了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为碌碌无为而羞耻的时候了
或许可以说，从搜集资料到开始动笔为止，这段时间的基本工作是盯住要研究的对象，将其烂熟于心，以便如庖丁解牛般找到可以切入的罅隙。
或许还可以说，对于和历史有关的研究而言，没有资料是全新的，没有资料是前人不曾研究过的。即使你说找到了一个以前没有人注意到的新材料，但也肯定有与这个新材料非常相似的文献被前人研究过，而对这些研究的了解也有助于帮助你找到对新材料研究的切入方法。
研究其实和设计一样，都有先从别人的眼光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视角的过程。建筑学子在一定的阶段常有为了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故意不看别人的设计的心态，但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封闭状态导致的往往不是自己风格的形成而是退化和停滞。所以，设计和研究其实归根到底，都免不了在前人的相关信息基础上起步。
而前人的信息既可能让你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更高的成就，也可能束缚住你的手脚让你不敢迈出一步。而之所以存在这两种可能，原因不在于前人的信息本身，而在于你对待的态度。
我阅读很多版本的《清明上河图》都是从前人的研究开始的。比如宋版，我跟着周宝
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之后，资料搜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但资料搜集未必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我这五年的时间里，或者说，从选题确定开始一直到论文完成为止，资料搜集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资料还没有完全搜集到，或者搜集的资料还没有完全通读，往往是论文下一环节工作难以开始的理由或者借口。但根据我的经验，相关资料的搜集其实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也建议后来者，当找到了一些下一阶段工作突破的线索时，最好马上进入下一环节工作。而同时，资料搜集等前期准备工作也可以并行不悖。
具体到我的论文，资料搜集有三部分内容，一是各版本《清明上河图》以及相关图像，一是古今中外对《清明上河图》研究的重要文献，一是对相关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
第一部分最基础的文献，宋版《清明上河图》一直有印刷品出版，从来不难获得。但看到的高清晰版本仍然让我震撼（可上北京故宫的网站浏览）。一个放大到1:1可以让绢纹看着像麻的高清晰度版本真正能够做到纤毫毕现，让原图的信息无遗漏地展现于眼前，哪里是原画哪里是后人接笔，印刷品是看不清的，但这个版本可以清楚看到，接笔的小错误也暴露在眼前无法掩饰。这让更加
硕士生就读期间，常老师的建筑人类学课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意象，这是我博士研究生选择常老师作为我的导师，并选择中国建筑史方向的一个原因。2007年上半年第二次与常老师的建筑人类学课程相遇，有了新的体会。
当年认为，建筑人类学，或者建筑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告诉我，建筑中存在着习俗的成分，可以作为一种场景来分析，并可以人类仪式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而这次再听，才恍然，这些理论范畴的主要作用是把我们日常经验中可以感知到的内容用语言“抓住”，以便于放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展开讨论。任何理论范畴，理论框架其实都是为了“抓住”你可能在冥冥中体会到但自己并没有清楚认识的信息，进而可以进一步对此剖析讨论。所以，理论框架无所谓先进的和落后的，也无所谓新的和旧的（当然后来被证明有根本错误的另当别论），重要的在于能够清晰地“抓住”你的问题关键所在并以此切入。
我选择中国建筑史作为研究方向的另一个原因可以追溯到大学刚毕业时。1995年到1997年3月，我作为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孤身一人工作在一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二线城市的设计院里，还好加班不多。每天下班自己捧着书独自阅读。其中，一本没有注释的《资
博士五年，中心话题一直是一篇论文。现在随着论文工作的收官，我最后一段作为学生的时间也将画上句号。这五年我改变了很多，其中相当比例与这篇现在看起来厚得出人意料的博士论文有关。
博士生头半年一直在上课，对于论文选题一直在留意，但还没有最终确定，只划了中国建筑史这个大致范围。
半年里不同老师讲的各种历史理论课让我知道了很多过去并未进入视野，或者虽然早就进入视野但一直无暇研读的内容。半年后的四篇课程论文代表着我那个时候的认识状态。
第一篇是两本书，《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现代建筑语言》的
比较阅读。前两天城市笔记人老师推荐了我2006年还没有攻读博士时写的一段简短的杂感，其中已经有了这篇论文的基本框架。可见这篇论文是我以前一直关注的一个话题的总结，半年内的课堂经历在对既有认识深化和明晰化上有其特定的作用。
那时孙周兴老师还在给建筑学的学生开《现代哲学导论》，浓厚绍兴口音的普通话和不拘小节的作风让人印象深刻。整门课讲的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结构，以及19-20世
一天的会议议程，集中了多所学校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报告与点评安排得密集而紧张，亮点颇多。以下是部分给我印象较深的花絮。
1.独乐寺的初唐木构件
这是会下的议论和会上的发言较集中讨论的一个话题。最近C14鉴定发现独乐寺观音阁草架内部分木构件年代可追到初唐。北大博士生冀洛源在作《考古所见的蓟州城》报告中首先引用这个发现，提到最早提及此事的文章作者推测未必来源于独乐寺本身的木料。因为这些木料主要通过堆叠起到垫高的作用，而木料中很多以前可能是被作为斗栱用料加工的。他之后tritu老师指导的张思锐同学进而通过观音阁栏干等细部与敦煌壁画相比，认为有部分栏干细部保留有初唐风貌，且十一面观音的信仰也主要流行于初唐，不过结论还是谨慎的，认为可能是营建独乐寺的辽代韩氏家族有意仿古的结果。点评时，aloesnow老师认为以敦煌壁画为主要对比材料不尽合适，蓟州和敦煌处于相距遥远的帝国边疆地区，地域差异恐十分巨大。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独乐寺如此多的细节，听后感叹对古代建筑，即使是已成为显学的独乐寺等建筑的研究，其实还有非常广的可持续开拓空间。
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冀洛源同学提到90年
12月3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研究生古建筑论坛让我感觉收获颇多。详细情况后面会有文字，这里先发几张初雪后北大校园的照片。
从西门进入北大校园，一棵贴着水面生长的小树吸引了我。水面已覆薄冰，部分落叶凝结在冰中。
北大的建筑，像这座南北阁，显得明朗爽利。
近日将几个月前写的《过度设计——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建筑的警示》做了一些修改与扩充。一些关键词改过，如“中国电影”缩小为“第五代电影”等。最重要的是扩充了下面的文字，更清楚表达了我对“过度设计”的立场。
以下紧接在“过度设计一般不是全方位过度”一段之后和“相反，一些建成时间或远或近的老房子”一段之前：
过度设计形成的原因与第五代电影相似。但最后可能都会归结为疲于追赶的焦虑。为了弥补看得见的差距，眼睛紧紧盯着海外的少数大师，紧到大师们不经意造出来的一点一滴都要被作为先进经验揣摩。由此产生自己设计时的生怕没有学到精髓的紧张。但目光注视在他们身上太多，自然就会忽视很
在博士论文送盲审之后，把思考凝成文字的愿望一下子松懈了下来。这次会议是《时代建筑》杂志社牵头，同济建筑城规学院、设计院、华东院等联合主办的。11
月5日是规模较大的主题报告会，后面还有两天有限规模的研讨。之前作为建筑领域曾经的热门，我对tectonics话题有过关注，几年来《时代建筑》杂志不断对相关文献进行翻译，很多内容也颇有助于理解这个视角的一些研究。但三天时间里如此庞大和密集的关于tectonics信息扑面而来，然后是各种交锋，又是伴随着误读——误读未必是错误，有时也体现出各自立场和出发点的差异——和时而对会议主题的偏离——而个别点上的深入导致偏离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这里不特意介绍会议的具体发言和研讨情况，仅对我感兴趣的几个点稍作记录。
1.地面·反人文
第一天的第二个发言者是日本建筑史学家仓方俊辅，他介绍的是柯布西耶的弟子，早稻田大学教授吉阪隆正。我感兴趣的第一个点是他1956年设计的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建筑采用柯布西耶的方式，以几片片状墙支撑方盒子体量。但查看地面处理却与柯布西耶迥然不同。吉阪隆正
加载中…
添加到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