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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尽管人们极有可能赞同这类观点——因为,如同本书一直试图表明的,伊斯兰在西方一直得到人们错误的表述——真正的问题却在于,究竟能否对某个东西进行正确的表述,或者,是否任何以及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相信如此),那么,我们必须准备接受下面这一事实: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实之中的,唯独不与“真理”相联——而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一事实迫使我们认识到表述(或错误的表述——二者之间的差异至多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包含有一片公共的游戏场(field to play),决定这一游戏场的并不只是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共同对象,而是某种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这一游戏场并非出自哪位学者的的独自创造,但所有学者都对其加以接受并因此在其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单个研究者就是在这样一种游戏场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的。这些贡献,即使对特异的天才而言,也不过是在此游戏场内对材料进行重新处置的一些策略;即使是对曾经丢失的文本的发现也是在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语境内

 

年初,上海外滩源新天安堂悄悄不见了,无论为重建做多少工作也无法挽回外滩地区少有的百年以上历史的建筑的消失。那时候,我们惋惜,我们呼吁,但新天安堂的消失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有人曾经问我们:表达这种惋惜和呼吁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只能这么回答:吸取教训,避免同样的事件重演。

然而,教训似乎没有被吸取。外滩源的另一座历史建筑——划船俱乐部也列入了拆除计划。

1.

前面的内容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b3beb70100d546.html

menghuan110 对我前面跟贴的回应:

首先我说的先做好建筑再做好理论不是说不要理论 这个不是我的初衷但你要肯定的中国很容易教条化 绝对化

在论坛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建筑出来贴几张外形照片 一说大师设计的 一片赞叹声我觉得很不好 大师只是说明他以前做过不少好的建筑不代表这个建筑就好 也不代表他将来做的建筑就好并且还有很多在当时认为好的建筑在后来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不能什么都不知道 连好在哪哪有问题都不知道就叫好吧?

另外你和我理解的理论有点差异 我说的理论是那种理论性很强的东西 比如黄金分割颜色体系 现代主义之类的东西你说的其他人设计

说起来,在ABBS上已经混了11年了,感觉大多数问题都是被一代代人反复问的。有时觉得时代似乎总在循环而很少发展。关于建筑理论有没有用的问题就是这类问题之一。

毕竟10多年过去了,以前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和现在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今天又回答了一个这样的老问题。

以下是menghuan110的发言:

人这么多忍不住说2句

建筑理论是个好东西 它是对此前人们建筑设计总结和反思 它同时也是个坏东西它很容易禁锢学习者的思想

中国学东西每每都是从理论出发 理论结合实践 对于技术类学科 这种思想也许成立 但对于与艺术有关的学科来说这种想法会毁灭了该学科的生命力理论实际上是置后于设计的 只有先有设计而后才有理论总结 这个是大家必须明白一点也就是说在外国建筑师对建筑进行改良后的很久都不见

常老师在《历史修复的“真实性”批判》(《时代建筑》2009/3)中提到:“所谓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可以保留对逝去事件的记忆(memory);第二,可以保留人类造物的标本(sample);第三,可以作为象征性纪念物表达某种场所的精神(symbolism)。”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古代在没有近代历史建筑保护观念的基础上,其屡兴屡废的众多地标大致具有第三个层次上的意义。“作为象征性纪念物表达某种场所的精神。”如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

正好,所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陈熙远先生的《人去楼坍水自流——试论坐落在文化史上的黄鹤楼》(收录于李孝悌主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正是从这一角度研究黄鹤楼的文章。所以整理一下文中有启发性的观点如下:

清光绪十年焚毁的黄鹤楼曾被张之洞在原址上重建西式三层洋楼,名警钟楼。期间诗人黄遵宪、刘师培、毛泽东、萧公权等均以此楼为黄鹤楼写过怀古诗句,后于1955年兴建武汉长江大桥时被拆毁。

作者推测黄鹤楼原来应是建于城垣之上的

几日埋首于《清明上河图》,未上网,今日一看,杭州的飙车事件已引起网络公愤。毕竟人命关天,无法等闲视之。

由此想到了《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场景,不过不是宋代张择端的那本,而是清乾隆元年陈枚等五位宫廷画师合作的清院本。不过没关系,前几天风靡网络的“城管来了”也是根据这个版本改编的。

这一幕的场景在郊外的河边,房屋稀疏,几只大船拉纤的拉纤,停泊的停泊。河对岸的一条道路上,两人纵马驰骋,按现在的标准也算是飚车吧。一位挑担的,看起来不是周边农民就是小商贩,被撞翻在地。可纵马驰骋者毫无放慢速度关照一下被撞者之意。

如董作宾及那志良等研究者指出,清院本《清明上河图》“适足以反映清代之北平风物,唯人物衣冠易尔。”不过既然作者将所画背景假设到宋代,就没有什么揭露的用意了,反而对纵马撞人之景象,与其他摔倒在地、粪桶洒落等出糗场景一样,目的在于博观者一笑而已。可见此时之京师,对此类场景当已见怪不怪了。当然,宫廷画家陈枚等人也无此同情之心。

不过清院本《

王安石是治经学的,所以信奉合理的安排会打造出更合理的新型社会,所以主张经过改革世界会更美好。司马光是治史学的,知道任何改变引发的后果都不是可以简单预见的,所以觉得改革的后果无法预见,最稳妥的做法是保守现状,毕竟当时社会的矛盾还没有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王安石错了,他错在太天真,现实证明,他制定的新法并没有让社会走上良性运转的轨道,新的法令要不断在和现实的磨合中调整才能够成功。司马光也错了,因为在社会矛盾已初现苗头的时候,保守现状只是拖延时间,迟早矛盾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的。
但这都不是最大的错误。
最大的错误是党争。党争让双方纷纷屁股决定脑袋,而无法理性的根据一些新法实施结果的反馈调整改革的方向,反而只是在新党与旧党间搞站队,搞互相攻击,情绪化的对立最终让这次本就失败的改革最终以最惨重的后果落幕。

读一位与自己同龄却比自己早几年写出的博士论文,对于正在从事此道的我来说,首先当然是学习。我并没有想到读起来的文气会这样顺畅,几乎能够一气呵成地读完。我一直认为,论文好坏不在字数多寡,也不在题目的大小,能够解决问题才是关键。用这个标准,我个人认为,这篇论文的主要意义在于解决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晚明文人作为一个集团的活动方式如何实现文人画的薪火相传。鲁迅先生曾经写过《未有天才之前》,认为天才是需要自己赖以扎根的土壤才能够生存的。作者透过研究《味水轩日记》,初步展现了出晚明文人画赖以扎根的土壤。作者把李日华不经意记下的众多下层文人和书画商进行整理和研究,居然会还原得这么栩栩如生,可见其眼力和工作的深入。

其次,是对晚明书画流通方式的研究。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了本雅明写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诚然,我们今天通过印刷品,能够很容易看到当代甚至古代大家传世作品的面貌,以至于忘记了古人认识大家传世作品的方式。作者考证出晚明时代名家书画经常在文人和书画商间频繁反复流通,而且接待书画商,比买卖书画更重要

复旦听会记(2009-03-27 20:08)

昨天和今天,在复旦旁听“都市繁华——1500年来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里记录一些听报告与研讨时的感受。

昨天上午,Stephen West(奚如谷)报告主题在对宋代城市文献的厘清。启蒙后学术倾向于将文献用于特定时空的研究目的,发掘出一种预定性的真理。但文献本身却更多带有作者或相应群体的主观印记。如对北宋开封过年的记载,有南宋初年写的《上元词》和《东京梦华录》,后者的记载从冬至祭天直到上元,其中存在两条时间线索——客观时间线索和现在对过去的记忆。前者也类似。另外,《东京梦华录》对宣德门前诸事物的记载,看似翔实客观,却掩盖了其根据片面和部分的记忆写出的事实。叙述从中心到边缘再到中心,重心反复游移,似生活消费和休闲娱乐的地图。而官方记载,如《长编》中记载皇帝出行为士庶观者拥蔽,难保卫皇帝安全,则代表另外一种倾向。官方主流话语影响力大,但人数上属于小群体。《东京梦华录》和《上元词》写作出发点与南迁后生活在原住民之间的“都民”的身份认同感有关。

下午Ronald Egan(艾朗诺)的报告延续了这一主题,进一步谈到不同文体中

ABBS上有一个转自网易论坛的帖子,题目叫《日本再次完败给中国》,用讽刺的笔调评价中国参与修复吴哥古迹——周萨神庙的作为。同时,对比日本在修复巴戎寺时谨慎认真,工程进度缓慢,意在凸显中国的修复工程是大跃进式“超英赶美”的粗制滥造。并配发了一些照片,照片上修复后建筑的花脸被一些对古建修复了解不多的网友嘲笑,甚至认为是耻辱。

看了中国对周萨神庙的修复工作,让我忘却了报纸上对拆除重建新天安堂这种赤裸裸破坏遗产的行为美化为“落架大修”且不吝篇幅地做正面报道给我的无奈感。平心而论,这种修复其实是能够代表目前中国文物建筑修复工作的较高水平的。感叹很多国人把嘲笑自己国家当成家常便饭,一概骂之。于是,踏踏实实做工作的人难免被如此无知而浅薄地围骂。于是我参与帖子的讨论,为中国的工作作了一些辩护。

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专业的讨论和质疑,这与浅薄的嘲笑是两回事。我也很欣慰,后面专业的讨论多了,浅薄的嘲笑少了。

由于我的发言与帖子的整体语境密切相关,这里就不转了,只链接帖子的地址,有兴趣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