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随着对历史事件的挖掘，许多历史的面纱得以揭开。即便是如此，我们今天所能窥见的也只是的历史的某一个侧面。比如对传教士和教会大学的认知便是这样。南京大学文物收藏的序幕则是由一位名叫福开森的美国传教士揭开，而在青岛，第一架施坦威钢琴由传教士带来，教会大学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关学者认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给中国近现代带来了文明。

不过，在更早一些的文化研究中，传教士、教会大学的活动中被视为“文化侵略”的一种方式。而在今天看来文化多元的发展更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在图书的出版领域，对这一块内容的关注也在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交融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小看的。

传教士的身份

 如果说教会就是一个“拓荒地”，那就是一个异质文化中的孤岛。在受浸（洗）时，人们改变国籍臣服在另一个权柄之下。人们发现，无论身在何种文化他们都是异乡之客。在著名神学家侯活士、威廉姆的《异乡客：基督徒的拓荒生活》中，将传教士的生活给以全新的定位。这既包含了我们对传教士的态度，同时也包括了对历史的基本立场。

在19世纪中外文化关系中，西方传教士担当了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既是圣经福音的布道者，又是西学东渐的先驱者。不过其角色身份的重心，有一个转换过程。但在晚清时期，传教士的生活是艰苦的。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山西、河北、浙江等省陆续发生了“教案”，这在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里有所描述。

传教士在中国大陆，除了传教之外，还办有医院、出版、教育等相关的活动，促进了中外的文化交流。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均跟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相关。同时，在一批先进的中国文人心目中，理雅各、傅兰雅、花之安、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等等，不只是传教士，而是“西儒”——西方的学者。这种角色转换，正说明了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地位。

对现代文明的促进

学者梁启超后来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中回忆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教会的几部译书当宝贝。”这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随着传教士的传播到大量留学生的派出，西学东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陈毓贤所著的《洪业传》里，我们注意到，洪业1922年自美国学成归国，参与创建燕京大学，并历任燕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理科科长、图书馆馆长等职。他1946年赴美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后来就留在了美国。他所参与创办的燕京大学是民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其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笔。另一位奇人马相伯在民国时期则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如果说这是教会大学当中的个案，而更多的传教士早期主要是从事传教布道的工作，但遭遇到了抵触，随后，他们则将传播西学放置在传教活动中，开办教育、出版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则介入到了当地民众的生活。

    沈迦在《寻找·苏慧廉》中，记录了英国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苏慧廉在温州的事迹。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苏慧廉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教会大学带来的文明

     在谈到关注传教士苏慧廉的活动时，沈迦说：“我特别赞同一句话，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像苏慧廉这样曾服务于中国、有功于中国的传教士名单还很长很长，他们的故事值得为我们知晓。”

胡适在他的文章中，有很多赞美外国传教士的段落，在给金陵大学四十年纪念的题词中，胡适曾写：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着，“欢迎！”这也普遍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传教士的认知程度。

教会大学在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辐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由于其起点高、教学质量和制度非常完善，很受欢迎。他们培养的学生包括：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陶行知、赛珍珠、方东美、程千帆……真是璀璨一时。

岱峻在《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中，首次全景式还原了抗战时期内迁成都华西坝上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及华西协合大学等五所大学群贤毕至、艰苦办学、学术抗战的空前盛况，及传薪播火、弦歌不辍、延续民族文脉的精神坚守；第一次系统打捞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展现了新闻学、医学、农学、女子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等成就与辉煌。

   但这是最后的教会大学的风流与辉煌，另一个西南联大的骊歌与绝唱。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内战、新中国成立，教会大学的办学也受到了影响。最终，那些为人所熟知的教会大学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