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博客上写道：“读书话文章，觉得不够有味，清汤寡水，或者说对文字没评判，这样读来，又有怎样的道理。作者可能习惯于赞扬，但到底不是好事情，所以有时干脆不写点什么。”《书话史随札》作者、王成玉先生在博客上回应说，书话只讲“我与书”的故事，或者主要以“故事”为中心，在“回忆”中层层展开，“我”在其中也。至于那些“习惯于赞扬”，其实与书话无关。当我们把书话误为书评和读书随笔的时候，就会出现朱晓剑先生说的那些现象，这也许就是“书话的陷阱”吧。

现在谈论的书话当然是依据唐弢所说的书话要具备的：“一点事实”，即捡一点即可，不宜甲乙丙丁，铺开来说；“一点掌故”，要有知识性，要鲜为人知，大家都知道，何劳你说；“一点观点”，要有独特见解；“一点抒情”，笔端带情，带有点书卷气。但在书话写作者看来，读书随笔也大可以纳入这个范畴，至于书评则不包括在这个范围之类。

不过，读书随笔是不是能跟书话划上等号，却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毕竟每一种文章的题材可以多变，并非按照某一种样板来打造的，比如孙犁先生的《书衣文录》里的文字，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有这样的记录：

《全唐诗乐府》，此内府刻本，系纪晓岚家物。土改时，杨朔同志到河间，住《冀中导报》，将《全唐诗》携至宿舍，书内红铅笔圈，疑即杨阅读时所作。当时战争未止，杨虽有马一匹，此等长物，仍不便携带。彼走后，书堆置地下，余检出乐府部分，共四册。曾存于方纪处；曾被抄走；曾寄往江西，终归手下。今富于纸，为之包装，百感交集。

杨朔同志已不在世上，前接其弟杨玉玮来信，谓杨已有正确结论，通告各地友好。家属对死者结论重视如此，甚可痛也。余与杨无深交，然自晋察冀边区熟识以来，观其为人，举止言论，一如书生。在河间时，余晚间路过其住处，见其盘腿坐于炕上，小饭桌放一盏油灯，聚精会神，展览刀布。盖亦土改时所收故家之物。能于动荡中，安静治学，印象颇深。

这当然可以视为读书随笔，说成书话也恰当。至于分类，我想还是依据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了。我曾说过，书话要有性情，有自己的旨趣。读书随笔何尝也不是这样。书话在今天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概念，在读书人的眼里，是跟词话、诗话相提并论的题材，至于在普通读者眼里，不过是读书文字，其称呼为书话或读书随笔，想来在差别上并不是很大（具体而言，是有差异的了）。

所谓书话的陷阱，我的理解，可能是文字的陷阱，而并非是题材上的分类造成的困惑。又或者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书话，大可归到读书随笔一类当中去，反之也是成立的。但另外一类文章，朋友间习作的赞扬，而少批评，或许更值得关注一下。书话的价值观在于通过书写提供新的识见或知识，倘若是只注重彼此的礼貌性的赞扬上，即便是写的活色生香，也怕不是一篇好书话文章了。

王成玉先生对书话的研究很多，对于书话的流变多有发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缺乏的不是对书话的一味赞扬，而也应该包含批评的涵义。这样，才能避免掉进书话的陷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