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要去巴西看世界杯，告诉家里人，全家人笑了；告诉朋友们，朋友笑了。他们都知道，我是个球盲。我因世界杯让人笑话，已不是第一次了。上届世界杯，我应某媒体邀请，聊了一个礼拜的足球。我还写了几篇文章，记不得瞎说些什么了。看我文章的人多，逗大家乐呵乐呵，大小也算个功德吧。

我们谁都能从世界杯里找到乐趣，中国人找乐子的能力大概超过任何民族。这也算是个优良传统。老祖宗早就说过，不为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何况，没谁敢说足球是无聊的事。

有人模仿鲁迅写世界杯便极是有趣，而这鲁迅因为是个球盲颇叫人看不起。

当英格兰的球队遭击败的时候，我独在球场外徘徊。世界杯这玩意，我原本是要看的，然而终于没有看。 

　　有一次几个青年相邀看球，兴致勃勃跑到什么园，外面早听到咚咚地响。我们挨进门，见几个红的绿的，簇拥了一个长络腮胡子的名角，都在那里踢，台下满是许多头。 

然而我又不知道那络腮胡是谁，问左边的一位女士。伊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一眼，说道，“皮尔洛！”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想还击几句罢，然而终于只嗫嚅了几句，飞也似地走了。 

其实这世界杯有什么可看的呢！曾经阔气的乌拉圭要复古，正在阔气的德意志要保持现状，从未曾阔气的英格兰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我很佩服这位高人的手笔，借鲁迅说事写绝了我这种球盲的窘迫之态。于是，我终于改口：我是去巴西看别人看球的。

我说件自己看世界杯的窘事，为这全球盛典添一点点乐子。开幕式那天，我在山西某大学作有关《大清相国》的演讲。晚上，准确地说是次日凌晨要看开幕式，我在晚饭时说，熬不了夜，不凑热闹。可是回到房间，仍惦记着那场盛事，便定了凌晨三点的闹铃。我偏是个心里装不得事的人，又有长年失眠的宿疾，躺在床上一分钟都没睡着。不如起床打开电脑刷屏。熬到三点钟左右去开电视，却怎么也没办法让电视屏幕亮起来。打电话给酒店总台，回答说：师傅已经下班，明天九点后才有人来看。我想，明天九点我已在赶飞机的路上了。

我在家是不看电视的，酒店的电视也很少开。我怀疑自己的智商，对付不了遥控器。按遍遥控器上所有的键，电视机都黑着脸不理人。看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我急得满头大汗。心里窘迫的是我猜到电视机肯定没有坏，只是自己不会使用遥控器。我刚才打电话请服务人员，也打算受人嘲笑的目光的。当然，深更半夜的没人愿意赏我以嘲笑。

我像困兽似的闹腾了半个小时，终于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

电视机的电源插头被人拔掉了！

幸好，到底没有错过巴西队无论如何不让别人进球的揭幕赛。

我讲了这桩窘事，朋友们笑我太傻了。我并不“深愧浅陋而且粗疏”，很认真地说：能怪我么？酒店凭什么要拔掉电视机电源呢？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有人把他房里的凳子搬了，先生很是不爽且写了文章。我住在酒店里叫人拔了电视机的电源，大概的确不想让我好好的看世界杯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