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采取措施稳定股市，被一帮专家直截了当地解读为中央要设立平准基金，而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更被“标题党”用诸如“国办发文要求采取措施稳定股市”等让人浮想联翩的题目刊发。但事实上，通读全文就能发现，《意见》内容绝非他们渲染得哪么夸张和“有货”，和平准基金毫不沾边。

在中央政策被再三误读的情况下，平准基金成了某些专家眼中股市雄起的制度“伟哥”。他们动辄以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都设立平准基金论证我国设立平准基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考虑到这些专家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不小，为避免公共政策被误读，诱发股民不现实的制度期待而再度被高位套牢，有必要对目前炒得火热的平准基金给予解读，以正视听。

从国际上仅有的几个设立平准基金的案例看，所谓平准基金，一般指由政府通过特定机构以法定方式设立，通过在股票市场的逆向操作来熨平股市的非理性波动，维护股的稳定。但由于股市本身的信息特性和政府行为的非理性，设立平准基金在国际资本市场并非惯例，更不是一个熨平股市的理想制度设计。全世界目前曾经或现存的平准基金从来都没有超过5个，全部都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这足以说明平准基金从未成为欧美等主流资本市场的制度选择，其制度的价值和普适性极为有限。

曾经设立平准基金的国家或地区据我说知，只有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而且，他们设立平准基金的时间都是在有外界因素干扰的特殊时期，为维护金融安全而不得已采取的非常之策。比如，日本曾经三度设立“安定基金”，最近是在1995年，日经指数由19000点跌至14000点，但和前两次一样，操作效果很不理想，并没有起到提振股市的作用。韩国股市在1990年下跌23%，政府成立稳定基金，除了开始有点效果之外，后来随着股市规模的扩大，表现乏善可陈，韩国政府只好以不损害市场为原则于1993年出售股份。台湾地区设立平准基金则更特殊，基本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比如，1999年，为了配合李登辉的“两国论”，台湾当局提出设立5000亿的“国家安定基金”，实际上是政治护盘的工具。2000年以后，台湾当局更把“国安基金”看成救市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效果寥寥。到2002年底，“国安基金”及四大护盘基金亏损近2000亿，台湾“财政部”2002年曾表示要废除“国安基金”，但因历年累计亏损，竟落得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香港的例子毕竟特殊，极力推崇推出平准基金的人士无不把香港的外汇基金和盈富基金作为津津乐道的案例。但需要指出，香港1998年成立外汇基金是为了对付国际游资对联系汇率制的袭击，为了维护整个香港金融体系的安全，绝非为了救股市，为此付出了1181亿港元购买股票的惨重代价。但最终击退国际游资还是通过动用行政权，禁止股票卖空等7项措施，以及国际游资自身爆发财务危机而被迫撤离。而动用外汇基金收购股票的副作用亦很明显，为了表明政府秉承自由市场的原则，成立了“盈富基金”将收购的股票逐步“释放”到民间。特别需要指出，“外汇基金”绝非目前学者们所说的平准基金，成立“外汇基金”是为了保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后来成立“盈富基金”，完全是为了退出，绝非为了稳定股市而成立。“盈富基金”后来赚了800多亿，也是因为亚洲今天危机结束，经济回升的缘故。不顾这些历史事实，曲解香港的所谓“平准基金”的成功案例，实在有误导政策之嫌疑。

由此可以看出，平准基金只存在于极少数国家（或地区），而且都属于不得已的策略，大多不仅没有起到熨平股市非理性波动的效果，反而表现平庸，并成为股市新的问题和紊乱之源。不知道那些鼓吹成立平准基金的人士，为什么对这些案例的真实情况视而不见，却一味在那里凭想象来进行“制度创新”，认为平准基金就是中国股市走出暴涨暴跌的稳定的定海神针呢？

抛开这些案例本身的弊端不论，就中国股市目前的监管和投资行为的非理性而言，设立所谓平准基金，必然面临很多的制度上的“囚徒困境”。首先，平准基金的设立面临法律障碍，《证券法》并未有平准基金的制度安排；其次，就操作而言，平准基金什么时候入市，购买什么股票，亏损了怎么办，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必将引起新的信息紊乱，使投资者更加不去关注反应上市公司基本面价值的信息，而只是拼命打听平准基金的一举一动，股票价格将更加不能反应股票本身的信息，中国股市信息的有效性将更为紊乱。再次，平准基金作为政策基金，因人为信息泄露导致的内幕交易的再度猖獗将不可避免，既得利益者通过平准基金寻租行为将引发股市更大的波动。一些“先知先觉者”将提前操作，导致平准基金高买低卖，不仅无法平准市场，反而自己深套其中。最后，平准基金的最大特点是逆向操作，可是在我国没有卖空机制的情况下，根本就是无源之水。特别是，一旦平准基金购买了巨额的股票，退出将成为平准基金最大的难题，通过二级市场肯定会引发“大小非”般的恐惧，但如果不抛售，又无法回收资金，可能导致台湾“国安基金”一样进退两难的困局。这样，平准基金将成为机构和寻租者又一个绞杀股民的利器，政府牺牲自己的声誉干预市场，换来的却可能是股市更激烈的非理性波动，这在中国股市基本可以认为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从中国资本市场18年的历史来看，其之所以发展坎坷，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和市场的紧密联系。政府的“有形之手”破坏了市场运行机制，而制度的残缺成了政府干预的合理理由。因此，在中国股市本身的语境下，无论是暴涨的贪婪，还是暴跌的惶恐，集中到一点，无非是制度的残缺和监管的诸多缺位而导致的投资者严重的“信心贫血”问题。而暴涨暴跌、信心贫血的最主要根源是政府的过度干预而不是没有干预，是发行制度等先天性的制度残缺导致“三公”原则成为书本上的正义，是监管的不力导致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频仍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屡屡侵害而没有救济的法律途径。不改变这一点，不去解决中国资本政府过度干预的痼疾，不去建立预防暴涨暴跌的制度机制，动不动去“救市”，哪怕国家坐庄，把财政收入全部设立平准基金，恐怕永远也走不出暴涨暴跌的轮回。

目前，中国股市经过前一轮的暴跌，基本消化了前一阶段非理性暴涨的泡沫，股市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自我修复机制亦在发挥作用，目前的点位和市盈率和发达国家相比并不低，也基本反应金融危机下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出稳定股市是着眼于制度创新，着眼于解决中国股市本身的制度残缺，着眼于建立一个防止暴涨暴跌的机制，而不是重新祭起政府干预的大旗，人为的通过设立平准基金去推高股市，更不能以金融危机做借口公然为政策市的回归大唱赞歌，给股民不现实的制度期待，让中国股市多年的市场化努力毁于一旦。

（南方都市报经济人之马光远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