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武汉的外地人往往受不了：武汉人嗓门大，爱吵架，于是纷纷摇头。

其实，武汉三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文化还是很有差异的，三家本来就不在一个行政区内，虽然三镇融合已久，但仍然难说铁板一块儿，比如在20年前，一个家住循礼门的汉口人到了武昌广埠屯，就会惊讶地发现口音明显的不同。当然80年代以后城市发展迅速，这种情况好多了。

三镇融合的结果，就是文化的一致性，作为省城的武昌，好像也变得大嗓门了。

如果翻地方志什么的，发现以前大家皱眉头的，都是汉口。这种的描述也出现政府的文件里。

1735年，湖北巡抚何应棻在给雍正皇帝的报告中说，他来湖北以前，就听说“楚俗甚恶，其民甚难制”，但到了以后感觉还好，但是，“惟汉镇乃唯利是图者、欺行霸市者、狡猾牙人与贪婪之外来投机者汇聚之区”。后来，1877年，汉口道台何维键在给美国领事的信中也说：“汉口人最喜争吵”。看来，当时的外国人也很熟悉这种民风。

汉口是个移民城市，地方志动不动就说汉口“五方杂处”，我感觉这本不是个好词，但现在研究者都当褒义了。除经商、做工的人们，还有大量的流民涌入。明清以后，长江流域灾害频发，一遇大灾百姓即来汉口谋生。所以，汉口不是仅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都会，也是一个乱搭乱盖的贫民窟，有空地即被搭建，以致商人要求政府为自己店铺清理出道路来，但官方一走，道路又被挤占。近代以前，汉口最大的威胁除了水就是火，就与这种拥挤的环境有关，一家失火，基本全汉口遭殃。

所以，不必羡慕当时的汉口，比起汉阳城尤其是武昌城，那里的生活环境差远了。据外国人描述，汉口每四年就有一次大水患，老百姓全生活在水里，有时在水里呆半年，有的人干脆全家被水冲走了。而武昌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据外国人报道，汉口人的生活竟然很平静，也很乐观，乐于接受，令外国人大为不解。其实中国人什么苦没吃过，活着呗。

所以我个人感觉，把武汉人的不好性格归结于环境、气候不太恰当，至少不是主因。

是什么原因让武汉人产生“抖狠”的个性，我感觉最主要原因来自社会。

一批外地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熟人社会”消失，如何生存下去？又如何更好的生存下去？于是秩序荡然无存。中国人本来内心就缺乏宗教精神，缺乏“敬畏心”，只对伦理半信半疑。在“熟人社会”里，对秩序的顺从，是因为人人都在固定的社会关系中，不可违背，违背了会受到这个固定的社会机制的惩罚。比如偷了隔壁家的鸡，就要受到经济上和道德上的双重处罚。这是一种“浅性制约”，一旦社会关系失效，便“无法无天”。汉口社会的乱象基本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狠”，成了一种生存策略。现在人上个火车，本来没多少人，可大家都跑着去挤，时间还早，你慢悠悠走不成吗？！不行，成习惯了。

近代有三大移民城市，上海、天津和汉口，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文化，与移民的“素质”有关，也与城市的应对、治理及其效果有关。

为了生存而违背秩序是不是一种正义？当然不是。以前我们总是强调反抗，我要活，所以我反抗。可是你反抗可以，但你的反抗剥夺了别人合法的权益，这就不正义了。

那在这种“霍布斯自然状态”下，会不会有社会契约出来？会不会有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就是行业公会尤其是同乡会。但是，这种社会组织很难起到稳定秩序的作用，反而成为社会冲突的策源地，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无力的，因为政府只能依靠“暴力”，但“国家机器”不可能长期起作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口开始“现代化”，在政府的主导下，精英阶层，包括商界首脑和文人开始起作用，他们以超越私利的态度协调社会矛盾，“公共领域”出现了。这是与当时租界管理相类似的一种城市自治机制。

这种自治机制有效吗？汉口一地的历史表明，在早期，民众的反抗对象是政府，精英阶层的确起到了调解作用，避免了社会动荡，也避免了政府大规模镇压。但到了19世纪末，民众的矛头却指向了精英阶层，同时精英阶层也失掉了对政府的忠诚，结果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