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正式实施，在此前，该司法解释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很多人认为，这是民众法律意识增强的表现。我则认为，民众法律意识仍嫌觉醒得不够。《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就要公布实施了才讨论，基本上是马后炮了。最应该讨论的时候，应该是“司法解释（三）”去年11月公开征求意见的时候，可惜当时很少有人媒体关注；恋爱、婚姻是社会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可以说人人都发言权，而那个时候，正是宣示“民意”的最佳时机。

而此次讨论，也有不尽如人意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共有19条，但媒体和民众关注的仅仅是第七条等少数几条，即房产所有权的归属，这固然有房产已成为中国重大民生问题之一的因素，但也有是媒体便于“炒作”相关。

不过，从整体上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是符合《婚姻法》、《物权法》的精神和原则的，但是，我们站在社会性别的角度上，则发现此番司法解释有可能不利于女性，有可能会损害女性的合法权益。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重义轻利，重感情轻财物。恋爱婚姻中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好爱情宣言的教育下，感情、爱是婚姻的第一要义；事实上也的确应该如此。但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中国人的婚恋观和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家庭是一种感情关系，但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功利化、实利化也深刻影响着婚姻家庭关系，此次司法解释第七条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谈钱伤感情”，一男一女恋爱，你看中的，是对方的钱还是人？这表面上没有问题，肯定是人。既然如此，为何还在乎钱呢？既然成了一家人，干嘛还你我分那么清楚？如果一定分清楚，那还没结婚或才结婚就想离婚，这日子还过不过？这种传统人情社会所衍生的观念，如果放到一个法治的社会，肯定是不合时宜。而我们正在试图建设一种“法治”社会，要用法律来规范婚姻家庭关系，从这一点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具有进步性。

界定婚前财产是尊重个人所有权，但是，如果延及到婚后则另加思量。比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的第七条规定：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正是此条解释，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媒体通俗地解读为：父母给儿子买房媳妇没份儿；女人为房子、财产嫁人的愿望要落空；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中国人的婚恋观要改变了。其实按此说法，父母给儿子买房媳妇没份儿；同理，父母给女儿买房女婿也没份儿。貌似公平，但其实隐含着不公平。

现在中国仍是父权制的社会，一般而言，婚姻关系达成后，男娶女嫁，是“从夫居”的。所以，一般而言，结婚时置办的东西都由男方买；或者，房子由男方买，装修、家电、汽车则有女方出资。但是，在中国房价高企的情况下，不动产成为升值保值的最佳投资工具，而装修、家电、汽车则是消耗品，贬值很快。

另外，《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的第十条还规定：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按此规定，如果男方首付，婚后夫妻共同还贷，分割财产时按所出金额的增值部分补偿女方，但是，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女方获得的补偿还能足够购买一套自有住房吗？如果她不能或不愿回娘家而又无力租房，难道女方要流落街头？

在这样看来，在婚后财产分割时，男方肯定在经济利益上占很大的优势（以上仅以房产证署男方姓名为前提）。所以以上司法解释消弱了以前法律中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使女方的利益有可能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上财产分割是严格按照财产的初始状态实施的，没有考虑到婚后夫妻双方对共同经营家庭贡献。由于传统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一般而言女方承担更多的洗衣、做饭、养育孩子等家务劳动，那么家务劳动应该不应该付酬？又如何付酬？不计算女性在家务劳务方面的支出而分割财产，则造成女方利益的极大受损。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在司法实践中加以重视的。

但是，虽然如此，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本次司法解释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还在两个方面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规定：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女方是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不是男方的附属物，不是男方的生育工具，女方有权利决定自己生育或不生育。不单方面主张男方的“生育权”则体现了对女性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支持和权利保障。

本来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征求意见稿中，有原第二条的规定，但在正式公布实施时，去掉了此条。我认为，删去此条同样有进步意义。原第二条规定：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

此条被认为可以有效的遏制“拜金傍大款”的风气，因为它不支持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的给所谓“小三”的财产性补偿。

不能否认，的确有女性为了钱财与已婚男性同居（当然也有男性为钱财与已婚女性同居，但以女性较为普遍，故以此入论）。但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外遇男方有没有过错？如果简单地以“财产性惩罚”“小三”来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那是不是对有过错的男方以纵容？如果男方给予“小三”补偿，按规定妻子可以主张返还，那“小三”真的就是人财两空了。所以，本规定把外遇的责任单方面推给“小三”，而且单方面惩治“小三”，其实是法律中“厌女症”的体现，因为它主观地假定，外遇肯定是女方引起的，是女方“勾引”了男方。它没有考虑到，是不是男方是否使用了诱骗、欺骗等手段呢，“小三”是不是也是受害者呢；还有，万一双方真的有爱情呢？

“小三”也是人，“小三”尽管受到舆论的指责，但其权益也应该得到保障，在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中，删去此条，则显示了法律的公平原则。

法律就是要维护社会正义和公正。而社会公正体现在各个层面，不仅需要说理层面的理论建构，也需要实践层面的社会公正实践。社会性别公正即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因为它贴近每个人的生活，涉及面极广；同时，社会性别不公正的问题也很严重，并且为民众所熟视无睹。所以，在两性关系中推动、普及社会公正意识，将大有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