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名叫“狮子”的大师

近读梁赞诺夫《俄罗斯史》，此书是美国通用俄罗斯史教科书，却并不刻板，我专门挑我感兴趣的地方看。梁氏评十九世纪晚期俄国文化，论及托尔斯泰，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的话，那么托尔斯泰一定堪称此殊荣”。

梁赞诺夫是美籍俄裔，出此语，可见其对先人的推崇与自豪之情。大概，俄罗斯人确实是有这个资本骄傲的，如果托尔斯泰不称小说第一大师，谁敢说自己第二？即便是骄傲的美国公牛海明威，也对托尔斯泰颤颤巍巍。

好斗成性的海明威说：“我不声不响开始写作，慢漫地，我打败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我又打败了莫泊桑先生。我与司汤达先生两局打成平手，在决胜局中中我想我还是以微弱的优势占了上风。可是谁也没法拖我到拳击场上去和托尔斯泰先生比个高低，除非是我疯了，或是我的水平还在不断提高。”海明威这话，有些托大，很多文学史家恐怕要不服气。不过我倒是很赞赏海明威的直率。

托尔斯泰是大师，远远高于海明威的大师，也是我从来不乐意评价的俄罗斯大师。

十七八岁的文学少年，大多怀揣小说家梦想，日夜想着写个惊天其泣鬼神的小说出来，足慰平生。很不幸，我是做过这类春梦的。更不幸的是，当我春梦将醒未醒之际，读了托尔斯泰，在中学的宿舍，缩被窝中，打着手电筒看书，看的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枯燥无聊。年轻时看小说有习惯，拿起书来，无论好坏，一字不落，全部读完。读托尔斯泰，就是从他的中短篇小说选开始看起的，已然忘记是哪个出版社的本子，总之是看完了，未曾有好印象，托翁讲故事，根本不从好看着眼，而尽钻社会小说的路子，太年轻，读不懂，也在情理之中。唯一还有些记忆的，是照例作为托尔斯泰小说选开篇的《卢瑟恩》。关于托尔斯泰的猛烈印象，来自《战争与和平》。也是读高中，大概是高三吧，我上学从不上心，语文课照例改成读小说，我看书慢，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连带那些犹如天书的历史评论，也看了。好比读《巴黎圣母院》，其中一章，专门讲“圣母院”的构造，我连教堂都没见过，要叫我读下如许多的文字，真是受了份大洋罪。那时读书，不晓得投机取巧，什么跳行跳段，全不会，完全是笨办法，一字不落看完。

读了许多西洋古典小说，基本认定，读了巴尔扎克的，还是有救的，起码还敢去写小说的，这个世界还未到尽头，读过托尔斯泰的，基本上算是和小说绝缘了，小说世界一团漆黑。后来我读茅盾著名的《子夜》，一看便知框架结构，全部取自《战争与和平》，但茅盾的人物，个个好似机器人，才力不及，画虎不成反类犬。巴金有个中篇小说，似乎是《憩园》，结构与《被侮辱与损害的》相类，但也是形似神不似。

俄国的大师们的东西不好学，也不好仿，往往邯郸学步，前人早就用失败验证了这个道理。所以，有志于写小说的文学青年，千万别去读托尔斯泰。实在不行，也要少读。

托尔斯泰还有一个更为奇特的之处，就是压根不考虑读者感受。就是作者中心主义。

这家伙的小说是怎么写的？他的《战争与和平》，原题叫《1805——1825》，这个题目像不像是个史学论文呢？稍微学过点俄国史的，基本上都知道大概是这么个历史，反法同盟与拿破仑的战争、拿破仑侵俄战争、十二月党人革命。拿比较近似的中国历史来说，就是从1936写到了1989年。而事实上，托尔斯泰也确实志不在小说，而在历史，他要讲历史哲学。随便举个例子，第三卷开头，就有浩瀚近百页的的历史放在小说里。当然，这不是向读者示威，恰如以赛亚·伯林所了解的那样，托尔斯泰伯爵的目的，绝非要写个惊天动地的伟大小说，而是要写本解析俄国史的伟大历史著作。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写不下去。《1805——1825》二分之一，这个二分之一就是四大卷的《战争与和平》。不客气的说，应该认为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水平较低，他要表达的东西，在四大卷完成的时候，差不多讲完了。所以小说到此，也就只好煞尾了。

写完《战争与和平》（1861——1868），再过了几年，也就是1873年，托尔斯泰的兴趣变了，打算探讨一下当下的历史。于是，就有了《安娜·卡列宁娜》。

关于《安娜·卡列宁娜》，几乎另所有读者都抱怨关于列文的无休无止的啰嗦，为什么要生硬地加入这个关于列文和吉蒂的复线叙事？仅凭安娜，托尔斯泰早就让包法利夫人黯然失色了。我只能认为，托尔斯泰本来想写的，就是列文。还是和《战争与和平》一样，他要讲的，不是一个美丽女子的悲剧，而是俄罗斯的大时代、大故事。关于列文这个人物，其实托尔斯泰早进《一个地主的早晨》，那时候，列文的名字，叫聂赫留多夫。

托尔斯泰几大作品，男主角其实只有一个。《一个地主的早晨》的地主聂赫留多夫在《战争与和平》变成了皮埃尔，到了《安娜》，变成了列文，到了《复活》，托尔斯泰连姓名都懒得改了，还叫“聂赫留多夫”，——反正，故事都属次要，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终于知道，这位小说大师的结局，终归成了一个絮絮叨叨的说教家、“托尔斯泰主义”的精神领袖以及沙皇和教宗都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的异类。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回忆称，俄罗斯有两个沙皇，一个在彼得堡，另一个在雅斯纳亚·波良那。波良那的那位，就是名叫“狮子”（Leo）的托尔斯泰。

伟大的短篇小说之王、戏剧大师契诃夫活在托尔斯泰时代，胆怯地讲，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契诃夫也是世界级、百年不遇的大师啊，奈何就撞上了托尔斯泰。

大师就这样，轰轰烈烈，不想写了，写得烦了，就骂莎士比亚缺乏教养，骂莫泊桑写得糟糕透顶、令人厌恶，甚至于否定整个西方世界的重要文学家。我印象中，托尔斯泰伯爵有一度似乎只对荷马与但丁还保留了一丝好感。这些言论，大概出自十九世纪八十年托尔斯泰精神混乱时期。很难想象一个写了一本堂堂正正的《论艺术》著作的作者，竟然将整个西方文艺全部否定了。

不过，到了一八九零年代，托尔斯泰的思想问题解决了，他又写小说了，这就是《复活》。关于《复活》，无须介绍，这本小说，上来就和《圣经》一样开了个头：天翻地覆、万物生成、万物破坏。小说的结尾，托尔斯泰伯爵又让革命党人在阅读《圣经》中获得了灵魂的救赎。托尔斯泰想干的，就是要教育革命者，是让要革命者学会“托尔斯泰主义”——波良那的“沙皇”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看到了革命，看到了罪恶，看到了流血，看到了暴力，看到了抗争与愤怒，不过，他确始终一本正经地要教育革命者“不抗恶”！

巴尔扎克或许死的时候会想，我到底干掉拿破仑了没有，托尔斯泰一提笔，拿破仑就兵败莫斯科，仓皇奔窜。等到他死在那个孤寂寒冷的小车站的时候，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沙皇密探、秘密革命党人、崇拜者、农民、“托尔斯泰主义”信奉者全部汇聚到这个叫阿斯塔波沃的车站。

还能对托尔斯泰讲什么？他死了，搞现实主义的，崇奉他的，如丧考妣，想自创新路的，全松了口气，大师总算是被他媳妇气死了。但是别忘了，纪德讲过，埋伏在托尔斯泰山峰背后的，还有座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高山峰，若隐若现。《伪币制造者》作者纪德也是大师，透过托尔斯泰，望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觉高山仰止、寒气逼人。

张晓波

20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