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上起来，手机显示2个未接来电，是干爹的。我在浙江除了外婆家，已经没什么亲戚。如果我母亲在北京，村上的事情，都交由干爹打理。一般红白喜事，干爹会通知我。
这种惯例性的告知，表明我仍旧属于浙江省海宁市郭店镇联丰村十八组中的一员，同时也表示我在那片土地上，仍旧被认为我是其中一员，我与我母亲，尽管长期不在那，但仍旧被作为一个应属其中的一个“家族”看待。逢上村上的红白喜事，必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告知联系。该男子必须代表他的家庭承担一部分的礼物，红白事都不例外。另外，在红白事账本的署名上，一般情况，都是男子代表家庭，而非妇女。
这里的家族是这样一个意思，凡是成年男子，无论现在身在何方，只要乐意保持与“村子”的联系，逢上重大事件，那么他就有义务代表“家族”承担起成年男子的义务和职责。实际上，这也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权力。
所谓的义务，是红白事情，成年男子要帮助主人出力。大致是这些工作，通知主人的亲友赴宴或者奔丧、置办酒宴或者丧事所需的各种东西，帮厨师刷锅洗碗端菜，招待客人。如此等等，酬劳往往是惯例性的两包烟。当然，还有送礼。
这种告知的目的，我想送礼倒是其次，而在于告诉我，我仍旧是存在于那片土地，那个地方的人，我的家庭也是如此。现在，我是属于那个村子的“户主”之一。凡有事，我必须被通知到。我的礼金，往往是由干爹先垫付，然后等母亲或者我回家之后再还给干爹。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将近三四年了。以后，可能还是这样。至于义务劳动，由于我人不在，都免除了。
村上有个把男子通过考试已经脱离了与村子之间的关系，父母早逝之后，随之也不再承担“家族”的义务。逢上红白事加以联系的最后一道维系根本与现代的屏障也解除了。

所以，我确信除了重大问题与红白喜事，干爹一般不会给我电话。
事情是，我隔壁的爷爷过世了。是生死。死在了别人家的楼梯上。喝农药。
我大吃一惊，一年半之前，我回去，大过年，在吃饭，这个爷爷坐在我的春凳上，跟我讲述我们张家祖先们的故事。
在清代，我们的祖先从安徽搬迁到浙江，起初是一家人。而后，这位老祖宗精明能干的儿子使张家发扬光大。再接着这位精明能干的老祖宗的，是个败家子，抽大烟，败光了家财。再接着，他的儿子又复兴了家业，生下了三个儿子。
我这一支，属于这三个儿子中最小的那个。据说，我这位曾祖父身高一米九零，孔武有力。三十六岁即夭折了，大约是在民国二十年左右。之所以能确定这个大致年份，是因为的曾祖母活到九十二岁，死于1990年。在这里，这个家族故事开始清晰起来了。因为与我挂钩的东西就开始变多了。曾祖父有很多儿子，都夭折，唯一活下来的，是我爷爷，因为小时候得病吃药过多，导致残疾。再接下去的故事属于我的父辈们。
实际上，这位爷爷转述的故事，在我小时候一次次被教育。

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隔壁爷爷一支姓“张”，是随了村里的大姓。我至今弄不清他们一支的来历，是不是我祖上还有个分支，或者真的是随姓。但从我们这一支和他们一支的关系来看，似乎不像是一个祖先的，有可能是随姓的。但，这种由血缘构成的关系，其实并不牢靠。
人怎么死的，现在我不太清楚。大约和是建房子有莫大的关系，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
农村人，一辈子田头床头，到头来，只有棺材头。死，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发泄。这个爷爷可能选择了一种沉默的抗议，以死来抗议他的邻居。
这未免太残酷了。
今夜，为我的这位疏远支系的爷爷哀悼。

2008年5月27日2: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