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昨夜在人民大会堂度过了她55岁的生日。55岁，并不是一个整数，已过知天命之年，尚未及耳顺之岁。从人的角度来考量，成熟却不世故，干练却不轻浮，正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广院50年校庆的时候，我还是一名憧憬于大学校园的高中生，而在她55岁生辰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个让我眷恋的地方。“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其心境大抵如此。

    2007年4月18日，崔永元在大礼堂的讲座现场这样讲道：“大学是用来学习如何独立思考的，是用来张扬自由个性的。我很庆幸，我的母校就是这样一所大学。”

    55岁的传媒大学，传承了广播学院50年的优秀传统和价值体系，并在力图创建新的时代标签中有所斩获。变革的时代对传媒学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媒介酝酿革新的力量、媒介版图重新整合趋势愈发明显的当下，站在55岁路口的传媒大学该怎样走？该走向何方？下一站还能否听到那清脆的“传媒大学站到了”？

    55岁的传媒大学培养了一代代的传媒人。传媒人，是的。在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我还习惯于用“广院人”这一称谓来确证自己的身份，确证自己一脉相承的渊源。而如今，我更愿意用传媒人来称呼从定福庄东街1号的大门走出来的年轻的朋友们。从广院人到传媒人，摆脱了对校园情结的眷恋和对象牙塔的依赖，更具有职业感与使命感的称呼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任重而道远，也让我们时刻提醒着自己与传媒特殊的关联。

   传媒并不轻松、并不娱乐、并不好玩。可以说，作为与社会生态和时代语境肌体相连的中国传媒，一路都是伴着苦难与危机前行的。时至今日，在这个被称为“最好的时代”中，传媒依然在革新与裂变的阵痛中艰难前行。平面媒体，读者流失加剧、都市报的全能主义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专业期刊的特定群体也渐趋分化；广播媒体，对汽车的依赖反为制约、广电合流已成趋势；电视媒体，行政化的管理与市场化的运营矛盾重重、制播分离弊端凸显、媒体公信力日益下降；电影媒介，大片时代的伪繁荣危机四伏、分级制度纸上谈兵；出版媒介，盗版威胁老生常谈、电子阅读冲击实体书店；网络媒体，琐碎化的滥觞已成泡沫、官方话语与民间力量无序对抗、非理智因素不断扩张……危机的伏击同时也是变革的突围，在传媒急剧涌动的时代浪潮中，传媒人的角色尤为重要，而这样的角色正由中国传媒大学来发掘、来锻造、来交付予时代和人民。

    我已不在是传媒大学的学生，但传媒大学却是我永远的母校。我可能不会记得她教给我的每一样珍贵的东西，但我却收获着在她培育下的新的自我。大学和传媒有着这样一个相同的属性：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还是重要的影响源。影响从来不是两点一线的，而是有着惯性的逻辑和强大的指向力量。在传媒大学影响下的传媒人，必将会走向媒介、参与媒介、影响媒介，最终由媒介影响他人、影响社会。这一强大的链条之间，组接起来的有责任、有真诚、有热情、有勇气、有敏锐、有创造性、有生命力、有持久力、有永恒性。

    所以我们看到晚会中站在舞台上的白岩松、崔永元、欧阳夏丹、李瑞英、李修平、毕福剑、徐滔、鲁健、胡蝶，他们星光耀眼，但更多的是对传媒人信念与品格的证明。所以我们看到晚会中坐在台下的刘继南、张颂、路盛章、李鉴增、曾庆瑞、朱羽君、高鑫，他们见证着广院的成长，也见证着一代代传媒人崛起的洪波。所以我们看到晚会中笑容可掬的刘长乐、王纪言、唐骏，无论与广院的缘分或长或短，广院的情分有如印记，始终镌刻在最难以忘怀的那片记忆中。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新生代的广院人，他们像台上台下每一位学长初到广院的时候一样，涌动着鲜活的生命的朝气。而他们也终归会像这些学长们一样，在成为一个传媒人的道路上义无反顾、且行且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地强调责任。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权只有掌握在具有责任感的时代精英手上，才会使国家的航船不会偏离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放下那份高贵，即便委屈、妥协、受到不公与偏见，我们也依然凭着广院式的高贵在人格上屹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践行着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思想与行动的交驳处，我们比任何人都懂的将创意转变成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不仅在碌碌庸人中鹤立鸡群，而且能在曲折逆境中拯救自己。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我们从没有因缺少感恩而被人指责，我们也毫不会因顾忌张扬所致的高调而收敛对母校爱意的表达。做广院人、做传媒人，我们确实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格，但也没有过分谦虚的必要。既然我们来到了这里、站在这里，就至少可以证明——我们就是如此优秀！

    祝母校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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