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宁波市2006年房价同比涨幅为2.2%，当地一位领导干部最近在一次会议上，对这个“极低”的数字表示“痛心”，并当着记者算了一笔账说，这个数字比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还要低，这样下去，宁波的房地产行业“非死不可”。这位领导干部还说，他不主张房价低，现在那些要求降低房价的舆论，是一些人为了炒房故意营造的，为的是要“逢低买入”。
这位领导干部其实说出了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在房价问题上的“心里话”。记者在采访中，就时常能够听到一些领导干部发出类似的议论。如果说这位领导干部是杞人忧天，那么他这种“痛心”本身却道出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屁股是坐在了开发商那一头，而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头。
实际上，正如人们常说的“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正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大，利益关系深，地方财政收入、干部政绩和
房地产业上涨一荣俱荣，以至于“屁股指挥了脑袋”。老百姓正为房价高买不起房发愁，身为领导干部这样的“痛心”实在会让老百姓伤心。现在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一方面热衷于房价上涨，对房地产嘘寒问暖，另一方面又对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渴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要求漠然视之。到2006年底，全国657个城市中，尚有145个城市廉租房建设还是空白。
某些城市不是因为财政拿不出这笔钱，而是不肯为低收入人群拿这笔钱，做这种“雪中送炭”的事。如果说在房地产业有什么“痛心”的话，某些领导干部这种畸轻畸重的为政之道，这种背离民生为本执政理念的考虑，才是真正令人痛心的。
奉劝那位为房地产价格涨幅不大“痛心”的领导干部，还是多想一想成千上万的低收入家庭三世同堂挤住一起的困窘吧，多想一想那些住在老房旧屋、没有起码卫生和取暖设施家庭的生活艰辛吧。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实现“广厦千万间，寒士俱欢颜”，才是我们的政府所应当倾力而为的。
以上的转载是新鲜的。估计这位领导在看了报道后，多少会出面解释其发言的本意其实“如何如何”。不管作出什么样的解释，该领导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嗅觉似乎很有问题，在举国上下强调和谐社会，并把为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作为头等大事的当口，这位的“顶风作案”，可谓提供了一个反面典型的教材。
为什么是宁波呢？宁波作为浙江的一个商业和经理非常活跃的城市，和上海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现在的上海中有很多是宁波地区的籍贯（包括现任市长和前任书记），上海的老百姓中和宁波有着亲戚关系的不在少数，宁波和上海一样，也是在沉寂相当一段周期后在90年代末开始才爆发出无限的潜能……
宁波和温州不同，温州属于历史上一直强调个人主义和老乡观念的重商之地，即便在文革时期，温州人也喜欢做小买卖。现在，温州人即便做起了大买卖，把中国鞋城开到海外，似乎也不怎么关心温州本身的建设和门面。温州市区的房产并不便宜，但更多的老百姓都在周围的乡村拥有这样那样的自建住房，大家把更多的资金用在购买外地房产的投机行为上了，不去议论这种做法是否道德，但至少对温州当地的抄作是微乎其微的。
宁波和杭州也不同，杭州是个古都，是个名声在外的旅游城市，西湖边的房价一度引领了中国湖景别墅或公寓之最，老百姓对房价——尤其是和西湖有关的地区的房产价格水平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概念上的承受能力……杭州商人不少，儒商更多，发财了以后低调谨慎的居多，而大量进入杭州购买高价西湖别墅的温州商人，似乎买了就买了，也没怎么大张旗鼓地对外宣扬。杭州的政府，或许因为离省政府太近，也没把当地房价作为一个政绩工程来经营。
宁波就不同了，这几年因为拥有了娇人的经济成绩，拥有几个世界级企业的大项目，从上到下都显出骄横之气。即便是混得不怎么样的百姓，到上海出差的时候也大叫上海马路上的高级车太少、没宁波牛气——“到我们慈溪杭州湾大酒店去看看，不是宝马就是奔驰，宝马不带7字头的都不好意思进来，奔驰不是最新款的BOY门都不帮着开……”。当地的酒巴、夜总会、精品商场也是生意兴隆，大家都在流行中追求一种奢华；周末赶到香港、上海、杭州大厦去高档消费，动辄我亲戚在外地搞了个多少亿的项目，云云。似乎世界只有宁波了，这和前一阵子上海的牛气多少有点接近。宁波的经济基础雄厚，其实不靠房地产也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条件和优势，比如制造业和航运业，当地的官员还要在现在这个阶段还要对房产价格的低增长率表示“痛心”，天哪！是不是要等房价达到上海的平均水平，马路上跑的车都不低于100万的时候，才会对民生感到满意呢？
不是对宁波不满，因为我本身也有宁波血统，只是，要奉劝那位屁股站在房地产商一方的官员：站错队伍的话，后果很严重！别学爆发户，有点内涵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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