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的时候,到京都永观堂,偶遇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导游举着小旗子,讲了很多有关永观堂的历史,末了说道,王国维对这古色苍然的永观堂可谓爱之深切,在日旅居多年,常常来这里散步、游玩。回国后,在给友人的信函中,索性落款“观堂”。
人群中立刻有人问,王国维是谁?年轻的导游笑笑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美学大师。
提起王国维,很多人会觉得有些陌生,但说到他的学生溥仪,大概又要慨叹一番,原来他是末代帝师。王国维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早年追求新学,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高中时,第一次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惊为天人。他选择三句宋词来说明人生三个不同的境界。晏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第一个境界。
人在年轻时多半只看到繁华,然而对生命真正的领悟常常是在更接近颓靡的时候,这其实是在讲人生的孤独与迷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柳永的句子,王国维将它引申为对理想痴迷和执着的过程,这是最长久,也是最痛苦的。
第三个境界是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你因为痴迷于某件事、某个人,不断地去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到了绝望的边缘,几乎要放弃了,忽然发现TA其实就在那里,一直看不到,只是因为我们太执着。
那个时候,我常常想,能够将宋词解读到这种程度的人,多半也是长衫飘飘、风流倜傥的才子吧。后来才知道,长衫没错,风流倜傥却真的一点也不靠边。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留八字须,戴瓜皮帽,身后还拖着一条小辫子,完全是一副颓丧萎靡的清朝遗老形象。鲁迅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他“人很丑,样子很难看”。
可是这些都不影响他如大海一般深沉的学问。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他对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进行研究,使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延伸了近一千年,被称为甲骨学的鼻祖。但就是这样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最终却选择了一种离奇的方式离开人间。
1927年6月2日清晨,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王国维将日常事务料理之后,向朋友借了五元钱,一个人走出清华园,雇一辆洋车去了三里地之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叮嘱车夫在原地等候。他独自向园内走去,在长廊里徘徊许久,又踱步至昆明湖畔沉思半晌,吸了一支烟,最后怀揣余下的四元四角钱和一纸遗书纵身跃入湖中。他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王国维沉湖而亡的消息一出,学术界一片哗然,有关他的死因可谓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殉”了清王朝,也有人认为,王国维妻妾出轨是其死亡的诱因,甚至连末代皇帝溥仪也很笃定,说他是被人逼债致死。
与王国维亦师亦友的陈寅恪先生说,王真正的死因绝非世人以上种种猜测,而是殉文化而死。王国维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最终走向一种令人心酸的悲怆局面,选择死亡其实是一种无声的抗争。他在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政治斗争、人事纠葛,与这埋头书海、专注做学问的大师没有干系,他其实是死于一种文化。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帝号,将原本已经宣布退位的溥仪驱逐出宫,一向忠于清室的王国维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始终没有办法将文化与清朝的覆灭分开,辛亥革命终结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也终结了他的古典时代。而他,只想留在那个时代。
余秋雨先生在《山庄背影》一文中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由此一来也便能够理解,像王国维这样的人,自小在四书五经里浸淫,读的书是《四库全书》、《红楼梦》、二十四史,看的戏是《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这些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是他生命的全部。有一天当他从梦中醒来,忽然发现他的皇帝退位了,他的清朝结束了,面目全非的世界令他恐惧,也令他担忧。新时代到来了,他的文化又该何去何从?他迷茫、不甘,觉得唯有一死才算成全了自己,成全了属于他的时代。
许多年过去了,《人间词话》一直都是我的枕边书。随手一翻,都好像看到戴眼镜、着长衫、拖一条辫子的王国维在侃侃而谈。他虽然是在谈词,可是也借助词谈了生命中非常复杂的内容和非常丰富的过程。有时候会想,王国维所说的人生三个境界,前面两个他其实都经历过。他也有过“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过程,但蓦然回首,他要找的东西有没有在灯火阑珊处,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我一直认为,第三个境界是最难以超越的,可是仔细回味又会觉得,其实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比谁高明的问题,每一个境界都是自我的完成。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他的故事,殉了文化的大师,留给我们的既是时代逝去的无奈和哀伤,也有生命繁华之后,还能够坚持做自己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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