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书城闲逛，在古典文学区域发现一本《柳河东集》。我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来，随手一翻，便看到了《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散文名篇，中学的时候，曾经一字一句地背诵过。文章带一些传奇色彩，永州有一种黑底白条的蛇，有剧毒。草木碰到会死掉，咬了人，更是无计可施。可是这种蛇却可以制成药，治疗中风、手足屈曲以及身上的烂疮等顽疾，因此“太医以王命聚之”。人们可以用这种蛇来免除赋税，当地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捕蛇。

    柳宗元认识了一位姓蒋的捕蛇人，他家祖上三代都从事这个职业，祖父、父亲都死于捕蛇，自己已经捕了十二年，将来恐怕也难逃这样的命运。柳宗元同情他，说可以以官员的身份帮助他，恢复原来的赋税和劳役，不要再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可是捕蛇人听说后却痛哭起来，说你这样做，就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如果捕蛇是一件很不幸的事，那恢复我要缴纳的赋税和劳役就是更大的不幸。这六十年中，乡亲们因为赋税太重都难以维持生计，破产后只得举家迁徙、到处流亡，很多人在困境中死去。捕蛇虽然很危险，可是相对赋税，他宁愿继续捕蛇，至少还能够活下去。

    中学时学这篇文章，很难理解柳宗元真正想要表达的内涵，甚至会想，唐朝不是盛世繁华吗？怎么还会有这么悲凉的故事。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任何朝代太平盛世的表面之下，都掩藏着民间难以言说的疾苦。柳宗元一度是天真的，他以一个世家出身的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老百姓的生活，不能理解捕蛇者的悲苦。所以当他有机会了解民间的生存状态，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学都做了比较彻底的反省。他发现自己更大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官吏在面对国家赋税制度带给百姓的巨大压迫时的无能为力，真正明白了孔子所说的“苛政猛于虎”。

    柳宗元一直是我很敬佩的人，他出身世家，祖上曾担任过北魏的侍中，到了曾祖这一代，家族里还有人出任宰相。可是柳宗元却经由科举入仕，他没有在家族背景上面做文章，自强自立。许多年后，再读《捕蛇者说》，纠结的作者和痛苦的捕蛇者形象呼之欲出，我才发现这篇文章背后，有一种很鲜活，也很惊人的力量。柳宗元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替上层讲话，而是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发声，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他深入民间之后，看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感到愧疚和不安，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沉默，即使用个人的力量对抗朝廷的权威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也一定要讲出来。

    柳宗元后来做柳州刺史，且死在任上，后人也因此称他为“柳柳州”。柳州刺史不是他做过最大的官，却是他官场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那时候柳州当地人借钱，都习惯以子女作为抵押，到期如果无法还钱，等到利息和本钱相等的时候，孩子就被债主收为奴婢。柳宗元到柳州后，重订谕令，合法合理地帮助那些因无钱还账而沦为奴婢的人摆脱被奴役的身份。有些人穷得实在没有办法赎回孩子，就让债主记下子女作为佣工相应的报酬，当与欠债两相抵销时，就将子女归还其家。他被下放到如此偏远的地区，物质生活极端匮乏，其实可以得过且过，可是他却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事。

    这样的人很难不被后世铭记，他的生命里面，有一种很厚重的东西，即使境遇苍凉悲苦，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与生俱来的热情。后来柳宗元被召回京师，复被贬往柳州。他听说好朋友刘禹锡在同一时期被贬往比柳州更偏远、更蛮荒的播州，便上书对皇帝说，刘禹锡高堂尚在，让他的老母亲一起被下放，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实在说不过去，请求与刘禹锡调换。皇帝听说后，将刘禹锡改刺连州。

    我一直在想，喜欢柳宗元，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太多太多动人的部分，而这些闪光的东西，在当下社会里面却比大熊猫更稀有。平日里拍着你的肩膀称兄道弟的人很多，没事发生的时候喝酒唱歌，觥筹交错间全是好听的话，可是真的遇到困境，能够像柳宗元这样做的人又有几个？他是知识分子，可能做不了那些为国出征、战死沙场的伟大功绩，可是他的情操和担当，却是那么感人。他入朝为官，在文人的世界里发声，只是为了心灵的安适，他觉得只有这样做，他的内心才能够真正平静。

    常常有朋友对我说，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一目了然，那些活在历史里面的人，都是我喜欢书写的对象。是的，我欣赏古人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豁达和洞明，眷恋他们对自我生命完成方式的执着与痴迷，而这些都是当下社会里难得一见的。时代不同了，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沉迷于金钱和名利中的现代人，还具备古人那样的情操，可是，可不可以在内心深处，保留一方净土？至少在想要洗涤满身尘埃的时候，还有古人那样的勇气。

    活在旧时代里的那些人，已化为不朽的传奇。有时候会觉得，他们的信仰是那么动人。唐伯虎追求的境界是“不损胸前一片天”，苏东坡“自喜渐不为人识”，柳宗元则希望听到更多民间的声音……活在当下的我们，很多时候不快乐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信仰的缺失，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获得的是什么。路那么长，人生的诱惑那么多，比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安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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