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信奉基督的朋友隔三差五跑来游说，希望我加入她的行列，做上帝虔诚的信徒。我说，这样的事对我这种“家”务缠身的人来说基本上很难。我虽然尊重她的信仰，却没有办法像她一样，每到周末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唱圣歌、听牧师布道、与教友共享心得，更不可能在每天吃饭、睡觉的时候，跪下来做一番深情地祈祷，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勉强自己不说谎，因为世界原本就充满了谎言。朋友面对我的种种理由，不为所动，还是一如既往地来我家，一屁股坐下，翻开厚厚的《圣经》，将特别用铅笔划出来的段落读来与我“分享”。久而久之，不胜其扰。

    另外一位朋友听说了这件事便说，为什么不对她坦承，我其实是对“上帝”没有任何兴趣，却要找来许多搪塞的理由呢？有时候，实话虚说，最终麻烦的却是自己。

    她的话我虽然认同，但想到我若对朋友这般直白地说明，场面多少也有些尴尬，便一忍再忍。直到有一天深夜，我已经熄灯就寝，女儿却忽然从床上跳了起来，支支吾吾地不肯说明原因。我问她是不是有家庭作业还未完成，她才一脸焦急地说，直尺没带、橡皮丢了、手指也被自家的车门挤出了一个血泡……我听着她幼稚的辩解，心里却已经火大，贪玩纵然是小孩子的天性，但在答话前，她先有的没的理由找了一大堆更是可气。

    我突然就想起了朋友的话，实话虚说果然给自己带来了麻烦。而这样做，多半是因为心里有“鬼”。

    但看过作家刘墉的一篇文章之后，我又有了另外一种看法。刘墉说，虚说的实话，基本上还是实话，只是说得不够精确，或者说得比较松散。实话虚说，在很多时候反而变成化解尴尬的好方法。

    年轻时代的刘墉曾经做过记者，有一天得知学者梁实秋夜里回台北，便去机场采访他。那个时候，梁实秋正与后来的太太韩菁清热恋，他便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梁实秋抬头看了看天，笑说：“总要等到天亮了吧。”

    刘墉当然不是“庸”人，听他这么一说便心下明了，知道对方是不愿作答，也就没有继续问下去。但结果却是，答的人没有说谎，说的是实话，却又等于没答，只一句话就化解了当时的尴尬，既捍卫了自己的隐私，又给对方留了足够的余地，真的够高明。

    我也因此释怀。后来朋友又来对我传教的时候，我便对她说，我还需要时间被上帝更多一点地考验。我也没有说谎，信仰这东西总是难说，也许某一天一觉醒来，我就忽然受到了神的启发，做了上帝的信徒。只是，朋友的回答更让我感慨，她说她也没抱什么目的或是希望，能够因此常常与好朋友见面聊天，这样的感觉其实很好。

    但从此之后，却再没听她对我谈起《圣经》。说话，果然是一门高深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