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国家博物馆·甲骨传奇

国家博物馆有40余个展馆，展品多得看不过来。但我们两次前去参观，都在同一个地方驻足许久，那就是《古代中国陈列》里一组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甲骨。为什么会对这些3000年前的龟甲和兽骨感兴趣，话还得扯得远点。

小时候学历史，大概是因为商纣王的缘故，很不喜欢商代。在我的印象里商纣王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荒淫无度，暴虐成性。他把议论他不是的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烙死；还把苦谏他的叔父比干杀死，残暴地剖出比干的心，声言要看看圣人的“七窍之心”。正是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让我觉得商代是一个野蛮、残暴、血淋淋的朝代。

成年后读了一些书，看了一些博物馆，才发现以往自己的知识何等贫乏，而知识贫乏恰是思维片面、头脑浅薄的根源。且不论商纣王是不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起码不能把纣王和整个商代划等号。记得几年前去保利艺术博物馆参观，满堂的青铜文物将我们的视线引向几千年前的古代文明，其中许多难得一见的青铜瑰宝都是商代的遗赠。长有三条尖足的铜爵、造型独特的酒器先方彝、敲击腔体便能发出声音的铜铙、腹部铸有神秘饕餮纹的父庚方鼎……，无论器形还是纹饰，其精美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辉煌璀璨的青铜艺术让我们窥到了商代文明的一角，领略了先祖在金属冶炼、青铜铸造、工艺制做、美学设计等领域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创造力。

再次让我们对商代文明睁大了眼睛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因为陆陆续续读了一点有关甲骨文的书籍资料，便对那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对甲骨文背后的坎坷故事，对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文化的经过，特别是对发现和研究甲骨文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王懿荣，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在京城做官，官至国子监祭酒和京师团练大臣。他在医病的中药材中偶然发现了流失在民间、刻有字迹的甲骨，凭着专业眼光和文化敏感，开始大量收集这些甲骨。然而，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祸西安之际，负责京都防务的王懿荣不愿落在侵略者手里，便选择了自杀殉国，据说死得相当惨烈。

继续收藏、研究甲骨文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王懿荣的好友、学者、小说家刘鹗的肩上。刘鹗经过研究，认定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神秘文字是“殷人的刀笔”。他应当是为甲骨文断代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刘鹗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朝廷，被流放新疆，最后客死他乡。

甲骨文研究的薪火因此传到了刘鹗的儿女亲家、学者罗振玉的手中，这已是民国初年的事了。罗振玉感到最紧要的是找到甲骨的出土地点。几经周折，他从喝醉酒的商贩范维卿口中听到了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地名，于是亲自去了小屯，并在那里出土了更多的甲骨。罗振玉确定了安阳殷墟就是商代晚期的大都城，同时开了中国史学研究“田野考察”的先河。

终于要说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学者王国维了。是他将甲骨文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因为他的研究已不限于文字释读。《文物里的古代中国》一书称王国维于1917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两篇著名论文是“利用甲骨文系统研究商朝历史的开山之作。他在两文中将甲骨文内记载的商人先公、先王揭出，使《史记·殷本纪》所记的商先公、先王世系得到物证，并且订正了其中的讹传”。王国维虽然没有遭到王懿荣和刘鹗那样的厄运，但社会的剧烈动荡、时局的迷乱还是让他最终选择了自沉昆明湖来结束生命。

19九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然而这些学者却在乱世中潜心研究甲骨文。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用生命守望的事业，日后会成为一项专门的科学，甲骨文的收集、断代、确定出土地点、破译、研究、出版，会对史学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会使商代文明避免了被湮灭的命运。原来，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史学界刮起一股疑古风潮，有些人甚至怀疑殷商历史的存在。《史记·殷本纪》虽然记载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存在，但缺乏相应的物证。而就在这一时刻，“是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拨乱反正，并开启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余秋雨先生曾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将甲骨文比作中华民族“童年的声音”，认为甲骨文的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甲骨文不但使商代先公、先王世系得到物证，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揭示出中华古文明在多个领域里高度发达的社会样态，比如商代已经具有了系统而精确的天象观察，青铜器的制做工艺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农业生产也达到了较为发达的水平，医学已出现分科的雏形……。除此以外，甲骨文还涉及了祭祀、军事、田猎、刑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医学、教育及历法等多个方面，内容相当丰富，被专家们称为“商代的百科全书”。

如今，我们来到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馆，就站在这些被称为“商代百科全书”的甲骨文面前。甲骨文是在龟甲、兽骨上契刻或书写当时的占卜记录及记事刻辞。这些甲骨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多少都有一些残破，相同的是上面都契刻着以往只在教科书上见过的象形文字。用专家的话说，甲骨文的文字是一种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字。

眼前这块卜骨刻辞记述了北方有方国分别于甲辰日与戊申日征伐某地，并俘获31人。这里有两块卜甲，左边一块记述了戊寅日古（卜人名）为般（人名）占问是否有祸；右边一块的内容则涉及商先公上甲的祭祀。这块匕首形状的兽骨（宰丰骨匕），其实是一块肋骨，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记述的内容是商王狩猎，以及宰丰受到商王赏赐的事情。帝辛是帝乙之子，也就是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商纣王。看得出，此骨匕所刻字体与其他商代甲骨文不大相同，更接近于商代末年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有一块较大的牛肩胛骨，正反两面刻满长篇卜辞，记述土方入侵经过。据说该内容文献上都没有记载，这块牛骨正好补充史载之缺。其他甲骨文上的内容还包括占卜某日是否下雨，记载某日出现彩虹、日食、及商人纪日使用的“天干地支表”等。

望着这些神秘而传奇的甲骨文，心情十分激动。忽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话：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似乎是在追寻中华民族的根。是啊，树高千尺离不开根。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中华文明的源头又在哪里？一路走来经历过什么样的曲折？为什么世界其他古文明都已灭绝或出现断裂，唯独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没有衰亡？问题的答案藏在苍茫的“田野”上，藏在浩繁的典籍里，也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里。看来，我们真的需要从倾听中华民族“童年的声音”开始，慢慢推开那扇厚重的中华文明之门……。

同时，我们还应当感谢那些为发现和研究甲骨文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正是有了他们的文化敏感和文化自觉，今天的我们才能在国家博物馆里看到古代文明的印记。让我们记住这些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们的名字吧，他们是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李季、梁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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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商代兽面纹平底爵，商代贵族酒杯。商周时期，贵族们使用酒杯，依身份高低贵贱而有严格的区别，只有身份最高的贵族才能使用铜爵。这件兽面纹平底爵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爵之一，它的时代为商代早期，距今已有约3600年的历史。我们感觉这款铜爵的造型，它的三个尖足、口沿的曲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要知道，这可是3600年前商人的原创！

02、商代父庚方鼎，3000多年前商代晚期的青铜精品。这类方鼎是商代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其主人一般都是大贵族，制做工艺大都非常讲究。腹部四角及中部各有一道长长的扉棱；腹壁上层装饰有两两相对的夔龙纹；下层则装饰有卷角的饕餮纹；纹下衬以细密的云雷纹；四足上还有阴线的云纹和蕉叶纹。装饰纹样层次丰富鲜明，十分惹人喜爱。商代铜器上很少有铭文，这件方鼎上还有6字铭文，所以实在是非常珍贵得很呦！

03、商代先方彝。这种方形的酒器是不是造型很独特？你能想到它是公元前16～前11世纪先人的青铜杰作吗？

04、商代铜铙，商王朝青铜乐器的一种。个体不大，形状与后世的青铜鈡相近，有类似两片瓦粘合在一起的腔体，上大下小，一组3件。腔体下连接有一个圆管形柄。当时人们一手持柄，一手敲击腔体，便可得到清脆的乐声。据说，铙的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宫廷宴乐，而是用于战争——指挥军队收兵。商代作战时，通过击鼓来指示士兵冲锋，需退兵时，通过击铙来指示停止击鼓，从而达到大军撤退的目的。

05、商王武丁时期的卜骨，传河南安阳出土。这是一块牛肩胛骨，用作占卜工具。其正、反两面刻满长篇卜辞，字口涂朱，内容涉及当时土方入侵，可供史学界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卜辞所述不见于文献记载，正补史载之缺。由此可见甲骨文在商史研究中无与伦比的独特作用。

06、商王武丁时期的卜骨，传河南安阳出土。这块卜骨刻辞记述的是北方有方国分别于甲辰日征伐某地，并俘获31人。

07、商王武丁时期的卜甲。左边的卜甲正面刻辞，记述戊寅日古（卜人名）为般（人名）占问是否有祸。右边的卜甲上的刻辞涉及对商先公上甲的祭祀。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刻字，需改变毛笔书写的笔法，如改圆形为方形，填实为勾廓，改粗笔为细笔，有时甚至简化字形，字体较为特殊。

08、虹刻辞牛骨，传河南安阳出土。此牛骨正、反面刻有卜辞9条，内容是贞问一旬之内的灾祸，辞中记载庚戌日出现虹。

09、宰丰骨匕。这块匕首形状的兽骨，传河南安阳出土。这是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的一块肋骨，记述了商王狩猎，以及宰丰受到商王赏赐的事情。帝辛是帝乙之子，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商王朝最后一代君主商纣王。此骨匕所刻字体风格与绝大多数商代甲骨文不同，更接近于商代末年的青铜器铭文。

（全文完，图片说明参考《寻觅中华》、《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文物里的古代中国》、《辉煌璀璨青铜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