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国家博物馆·大美青铜

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我们已在“走进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和“走进国家博物馆·甲骨传奇”中由衷地赞美过，但总觉得意犹未尽，总想再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这个题目。

我们开始喜欢上青铜器，大概是在几年前参观北京琉璃河董家林村“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时候。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古燕都遗址出土的西周时期、也就是说3000年前的几件青铜器（复制品）：伯矩鬲（音：立）、堇鼎、克盉和克罍；后来又专程到首都博物馆看了这几件青铜器原件。伯矩鬲是一件通高30公分左右、带有高浮雕牛头纹饰的青铜礼器，设计和制做都相当精美。它与和其他三件青铜器被置于首博精品艺术厅最显眼的地方，已成为首博的镇馆之宝。我们向工作人员求教伯矩鬲的文物价值，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牛是商周祭祀活动中规格最高的祭品，所以西周青铜器常用牛首作纹饰，但一件青铜器上装饰有七个牛头，非常罕见。在失蜡法（一种青铜铸造工艺）尚未发明之前，伯矩鬲这件高浮雕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采用里外两层土陶模范一次浇铸而成，成品又如此完美，在当时是顶级的工艺，顶级的青铜器；更兼伯矩鬲所代表的西周青铜器为考证古燕都的历史和北京城市文明的发祥地提供了重要信息，这些都令伯矩鬲从众多的馆藏文物中脱颖而出，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博的镇馆之宝。

不久后，我们又参观了位于东城的“保利艺术博物馆”。那里不但珍藏着流失海外最终回归祖国的圆明园铜兽首，还有商代至战国时期的上百件青铜器，可谓洋洋大观。我们在那里流连了整整一个上午，仔细欣赏了各种形制、各种纹饰、各种用途的青铜器。例如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鼎”，有方型的、圆形的、蟠龙纹的、饕餮纹的、有锈迹斑斑的，也有露出青铜本色的。当一位观者问，为什么不把所有展品的锈迹都除去时，工作人员指着一件浑身长满铜锈的展品解释说，保利的展品都尽量保持其收藏时的原貌，擦去这些铜锈可能只需要3天，但要想让铜锈长成这个样子，需要数千年！除了鼎器，我们还看到了古人饮酒用的“尊”，盛放肉食的“簋”（北京东直门附近著名的饮食街便取名“簋街”，街东口立有一巨型铜簋雕塑），盛酒的“盉”和“卣”（音：友），煮粥用的“鬲”，相当于便当盒的“盨”（音：许）……，这些原本属于日常用品的青铜器在商周时期因被当作贵族祭祀礼器而倍受重视。那天上午，我们还从展厅的音响设备里听到了用馆藏“戎生编钟”演奏的乐曲，那声音清丽、悦耳、天籁般唯美，令人心动不已！

终于来到了国家博物馆。众所周知，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古代青铜器，包括“后母戊鼎”、“大盂鼎”、“子龙鼎”、“青铜编钟”等享誉世界的国之重器。也许正是因为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文物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国博不但在“古代中国陈列”中展出了许多难得一见的青铜器，还专门设置了一个“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常年展（青铜器馆）。此外，国博在进行扩建重修的时候，特意将博物馆西侧七扇大门（正门）设计成青铜镂花图案，令观者一进门就能感受到青铜艺术的高古与华美，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渊远与厚重。

 “青铜，在中国古代主要指铜与锡的合金，远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制品。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峰，工艺卓绝。同时，作为礼乐文化的主要载体，青铜器用以‘明尊卑，别上下’，彰显与维护等级制度”（青铜器馆“前言”）。走进青铜器馆，就见到摆放在中心位置、可以360度观赏的“后母戊鼎”、“大盂鼎”和“子龙鼎”。据说它们均属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过媒体宣传，声名远播，所以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其他展品则陈列在靠墙的展柜中，附近的方形立柱上还有各个时期青铜器主要纹饰的拓片展示。我们随着人群静静地观赏，从各个角度拍摄，仔细阅读每件展品的文字说明，完全沉浸在青铜器带给我们的视觉享受之中。

徜徉在国博的青铜世界，不能不为青铜之美所倾倒。这些诞生于数千年前的青铜器，无论器形、纹饰，还是铸造，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觉得青铜器的美，是一种大美，因为它不但具备外在的美，而且具有内在的美，可谓秀外而慧中矣。先说外在的美。青铜器的器类繁多，器形复杂多样，造型沉稳、坚实、对称。除了上面提到的鼎、簋、编钟等大型青铜礼器，还有一部分青铜器既是礼乐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上乘的工艺美术品。比如国博展出的商后期“四羊青铜方尊”，通高58.6厘米，重达34.6千克，高大威严，最神奇之处是它的肩部、腹部和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每两只羊首之间，还装饰着四条高浮雕式盘龙，这些动物浮雕使稳重庄静的方尊多了些动感，增强了方尊的观赏效果。

说到青铜器的外在美，就不能不提青铜器上独特的装饰花纹，从商代以饕餮纹为主的动物纹饰，到西周中期以后的穷曲纹、波曲纹等抽象和几何图案纹饰，可谓异彩纷呈。在众多纹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饕餮纹。饕餮本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贪吃的凶兽，头生双角，大嘴暴张，口龇獠牙，是凶猛、暴力、恐怖的象征。青铜器是贵族祭祀的礼器，大量使用饕餮纹，目的是为氏族、祖先和自己的武力征伐歌功颂德。但正如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言：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沉没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高的”。

商周时期的许多青铜器上都铸有铭文，周代中晚期还出现了长篇铭文，记录当时的战事及王室祭祀等。许多铭文章法规整，用字线条匀称，笔画波磔分明，布局错落有致，本身就是优美的古代象形文字书法作品。

青铜器的外在美直观易读。我们常常想，为什么人们在看到青铜器时，都会产生震撼感，从心底发出赞叹的声音？为什么在漫漫岁月里，即使是青铜时代完结很久以后，不仅青铜器，而且仿照青铜器造型制做的玉器和瓷器依然会受到追捧？我们觉得，这是因为青铜器还有一股摄人心魄的内在美，那就是凝聚在青铜器上的古人的智慧、技巧和创造力。

人活一世，平均寿命不足百年，而青铜器是数千年前的器物，那是多么遥远的年代，而那时的人们竟然那么聪明，那么智慧，那么富于巧思，既让我们自豪，又让我们惊讶。国博青铜器馆有一件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重器“青铜冰鉴”，不但外表华丽，体态厚重，结构精巧，而且还是一个里外两层的青铜套器。套器外层是一个方鉴，里层是一个方尊缶，中间用几个弯钩和榫眼巧妙连接，把尊缶固定在方鉴内而不晃动，而且鉴与尊缶之间还有一定的空间。在炎炎的夏季，缶内装酒，鉴缶之间放置冰块，原来这青铜冰鉴是用来冰镇美酒的，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冰箱！

如果再追问一下，在数千年前的古代，这些或体型硕大，或精致奇巧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制做出来的，就更让我们对古代的采矿、冶炼、铸造技术佩服不已了。我们曾经参观过北京大学的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看到过青铜器整个生产过程的图示，了解了古时候智慧的大师和工匠们如何按照一定比例将铜、锡、铅冶炼成青铜合金，如何用泥土制做模和范，如何在内范与外范上雕刻纹饰，如何将炼好的铜液从内外合范的空隙中浇注进去，如何在铜液冷却后将模、范打碎，进行后期修整，过程繁杂，精度要求高。像国博的后母戊鼎，重达832.84千克，所需原料就超过了1000千克，是目前所知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它的鼎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注而成，生产规模之大和铸造工艺之复杂令人瞠目。

后来古人又发明了失蜡法，用来制做那些精度要求很高，特别是有大面积镂空和雕饰的器皿。我们曾在保利艺术博物馆看到过两尊“战国嵌错社会生活画壶”。 在通高仅41厘米的铜壶表面，分4层嵌错着战国时期贵族生活情景，依次是男女采桑情景，贵族射箭比赛、射猎飞鸟和乐舞场景、盛大的宴饮场景，陆战与水战场面，以及斗兽与对兽图案，以此来表现当时贵族必须掌握的“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构图精巧，画面复杂多变，线条精细流畅，令人叹为观止。如此高水平的青铜器，如果没有失蜡法的发明，如果没有顶级的工艺大师，很难想象能够制做成功。

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说过：“按今天的眼光，商代的很多东西早已被超越，永远无法被超越的，是经过时代筛选的美学成果。商代青铜器和玉器的结构、形式、图案，显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审美开端。乍一看，我们可以模仿、复制它们，甚至很逼真，但仔细一想，那是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的原创，在想象力和天真性上完全无法模仿和复制。这不能不让我们在自豪之余产生惶恐”。

大美的青铜器，永远无法超越的美学成果！

请浏览图片（有些图片朋友们可能已经欣赏过了）：

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伯矩鬲

堇鼎（首博）

克盍（首博）

克罍（首博）

人面方鼎（首博）

龙虎鼓座（首博）

战国嵌错社会生活画壶（保利艺术博物馆藏）

战国嵌错社会生活画壶局部放大（保利）

形似编钟的编镈（保利）

擦去这些铜锈可能只需要3天，但要想让铜锈长成这个样子，需要数千年！（保利）

蟠螭纹鼓座，如下面小图所示，这是一个插鼓的底座，蟠螭纹是一种盘曲的龙蛇图案。（保利）

保利艺术博物馆的青铜器

国家博物馆西门七扇青铜装饰大门

透过国博西门可以看到对面的人民大会堂

青铜大门镂空图案

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馆（以下图片为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

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此方尊高大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具。四羊方尊等代表了商代青铜铸造业的水平，是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青铜冰鉴。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中国古代的冰箱。冰鉴是里外两层的青铜套器，外层是一个方鉴，里层是一个盛酒的方尊缶，中间用几个弯钩和榫眼巧妙连接，把尊缶固定在方鉴内而不晃动，鉴与尊缶之间还有一定的空间，用来放置冰块。

商代兽面纹平底爵，商代贵族酒杯。商周时期，贵族们使用酒杯，依身份高低贵贱而有严格的区别，只有身份最高的贵族才能使用铜爵。在当时，用铜爵饮酒，并非专为饮食，更是着重于“礼”。正因为贵族们使用不同等级的酒杯，后来出现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这件兽面纹平底爵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爵之一，它的时代为商代早期，距今已有约3600年的历史。

商代父庚方鼎，3000多年前商代晚期的青铜精品。这类方鼎是商代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其主人一般都是大贵族，制做工艺大都非常讲究。腹部四角及中部各有一道长长的扉棱；腹壁上层装饰有两两相对的夔龙纹；下层则装饰有卷角的饕餮纹；纹下衬以细密的云雷纹；四足上还有阴线的云纹和蕉叶纹。装饰纹样层次丰富鲜明，十分惹人喜爱。商代铜器上很少有铭文，这件方鼎上还有6字铭文，所以实在是非常珍贵！

商代先方彝。

商代铜铙，商王朝青铜乐器的一种。个体不大，形状与后世的青铜鈡相近，有类似两片瓦粘合在一起的腔体，上大下小，一组3件。腔体下连接有一个圆管形柄。当时人们一手持柄，一手敲击腔体，便可得到清脆的乐声。据说，铙的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宫廷宴乐，而是用于战争——指挥军队退却。商代作战时，通过击鼓来指示士兵冲锋，需退兵时，通过击铙来指示停止击鼓，从而达到大军撤退的目的。

春秋时期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491年）编钟。春秋时期编钟的数目比西周时期有所增加，音乐的表现力得到极大丰富。

从上至下为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吴王夫差”青铜剑（吴王夫差自作用器）和“吴王光”青铜剑（吴王光自作用器）。这个时期的剑用青铜铸造，有的在局部加入不同配比的锡、铅、铁、硫等成分，以保证剑身的韧性和刃部的锋利，使其刚柔相济。剑身的暗纹装饰和防锈处理使这些宝剑在千年之后重见天日时仍然异常锋利，寒气逼人，精美绝伦。

战国时期的青铜缶。此缶为曾侯乙自作用器，重327.5公斤，是迄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先秦酒器。

“盠”青铜方彝。西周中期，器内铸铭文，记述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盠之事。

青铜罍（西周早期）

“盠”青铜驹尊（西周时期）

青铜兽


青铜雀

青铜雁尊

三星堆青铜人和青铜面具。商周时期，今四川、重庆主要是蜀人与巴人的活动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青铜树、青铜人、青铜面具等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商代青铜器主要纹饰（第一、二行为饕餮纹）

西周时期青铜器主要纹饰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商周青铜器制做流程”

“虢季子白”青铜盘。周宣王时期，器内底铭文记述虢季子白率军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周宣王宴飨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等以资鼓励。“虢季子白”青铜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片优美的韵文，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大盂鼎。周康王时期，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粥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于1951年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器雄伟庄严，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

子龙鼎。商末周初，国博镇馆之宝之一。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是商代体积最大的圆鼎。子龙鼎于上世纪20年代出土，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在中央财政的专项经费支持下，子龙鼎才回到祖国。

后母戊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国博镇馆之宝之一。后母戊鼎曾称“司母戊鼎”，因器腹部内壁铸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后母戊”是某商王母亲的庙号。后母戊鼎重832.84公斤，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