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一个很大的歧视，是极大的不公，呼吁取消这个称呼。其实他们叫啥，无关痛痒。不信我们去高高的脚手架上去问问他们，给平等待遇重要，还是改他们为“工人”称呼重要，相信农民工都会选择前者。农民工需要的是构建法制体系的“政策面包”，而非仅是“称呼”变更。

周明华/文

20日，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很大的歧视，是对农民一种极大的不公，呼吁取消这个称呼。他说，农民当了工人还称其为农民工，工人就是工人，怎么是农民工人？过去我们都是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当了工人就是工人。户籍制度改革，应该跟上了。取消农民工这个称呼，我们河南要带头。（12月21日《大河报》）

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一位农业大省的省委书记，卢展工关心农民工的称谓问题，以及是否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的问题，固然让人感到一些温馨。但称呼不是问题之关键。就像称呼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或 “公务员”及“公仆”一样。你纵然称呼得再妥贴不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一定都会按这个“称谓”来要求自己。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我国目前的劳动形态之下，农民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在当今中国社会，恐怕后者的色彩更重一些。

所以，农民工这个称谓并无什么不好之处。相反，它是时代的产物，特别是在农业国转型阶段，产生大量农民进城劳动，也属正常现象。城市人，特别是城市的公共政策视线与党政官员，不歧视农民工当然值得肯定，但不能总是停留在概念里和嘴巴上。相反，那些只干不说的实质关怀，才能像阳光一样温暖农民工心坎。让农民工在哪里干活，哪里就给其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福利，这才是实打实的作法。卢展工书记说，他从福建任书记开始就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个称呼，一直呼吁到河南，实际上，为农民工平等赋权，仍未见实质性动作。

至于叫他们什么，那只不过是一个称谓问题，无关痛痒。不信我们去高高的脚手架上去问问他们，给平等待遇重要，还是改他们为“工人”称呼重要，相信农民工兄弟都会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无地位、无保障的低层民众在乎面包大小，而有地位、有保障的精英人士在乎别人对其的呼谓。其实，每一个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应是平等的，应配享公平的社会、经济地位，不让离开农村进城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兄弟姐妹成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中飞人”，甚至社会各个层面的“二等公民”，这才是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方向。

当前的农民工群落只是一个过渡型人群，他们必将融入中国劳动者的建设大军中，他们身上不应成为一种带有身份歧视意味的“表面符号”，总认为穿粗布短褂的就是农民工，留时尚发型穿光鲜外衣者就是都市人。实际上，剔除劳动就业制度与分配政策上的不公与歧视，远比让“农民工”的外显概念消失重要得多。在我们的制度性思维中，须意识到，农民工对一个城市建设与构筑美丽空间起到的巨大作用。多数农民工的工作场所卑微和危险，却在工篷一角，小心翼翼地清点着带着体温与汗水的皱皱巴巴的辛苦钱，一元一角地凑齐给老家的孩子上学用。

即便这样，农民工还面临着恶意欠薪，还面临着无年休假、探亲假的不公待遇，别妻离子，亲情被空间阻断。可以说，制度关怀之疲，劳动监察之弱，打击欠薪乏力。所以，我们亟待改变的是形成劳动者政策环境的不公的社会现实，重新从思想上建立尊重每一位劳动者的举国意识，重新从制度上补齐短板。农民工需要的是构建法制体系的“政策面包”，而非仅停留在表层的“称呼”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