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9月29日，媒体披露广州市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私存护照违规赴美未归一事。10月20日，官方通报称，近日花都区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刘荣福同志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职务。同时，对其逾期两月不归的问题由区纪委监察局立案调查。花都区有关负责人再次称，此次立案调查仅仅是针对其逾期不归的问题，目前并没有接获其有其他问题的报告。（10月21日《广州日报》）

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官员都走丢两个多月了，当地纪监部门竟仍有底气否认刘荣福系畏罪潜逃。这种几乎是常识性判断的意识，为何不能在纪监反贪者脑入注入，大概背后的看点还有很多。报道称，刘荣福此前曾多次拒绝向当地外事办归还因私护照，可见其“走丢”的外相早已显现，可我们防逃体系却形同虚设。最终，刘荣福还是大步流星地持这本护照成功出国。现在人都弄丢了，我们还在这里又是开常委会，又是摘乌纱帽，试问刘荣福的头顶在哪里？

记得在刘荣福失踪国门之时，当地一些部门还一度很肯定的称刘请了假，可能是在美国生了一场“洋病”。而今看来，生病是假，外逃是真。当前，未经媒体曝光的不说，单就公开报道的走丢官员便一个接着一个。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去巴黎考察后悄然不归，滞留至今仍无任何下文；原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在人间蒸发达3个月后，河南省高检才以“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事实上，这已成放反腐空炮了。与刘荣福一样，对李卫民的失踪，安阳市主要领导曾有过经典回应：“他去看病了”。

据报道称，举报刘荣福的是与其有仇者。这真可谓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哟。要是没有站出这个“仇家”，那刘局长的走丢说不定此时仍未成为新闻。可见未曝光的走丢官员有多少，相信一定不是小数目。笔者还记得2004年台盟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大会上曾提交了“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报备制度”的提案。提案认为：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刻不容缓。但遗憾的是，呼吁“刻不容缓”者众，扎紧篱笆、守好国门的防逃措施一直稀缺。

就在当年，商务部曾公开披露，至2003年底，全国有4千贪官外逃卷走公款500亿美元。而今6年过去，相信不管是外逃人数还是外卷公款额，一定惊得人镜片碎地。而问题在于，目前世界上只有31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犯罪分子引渡协定。特别是中国贪官的三大“窝身”之地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大部分尚未同中国签署该协定，这从国际环境上助长了一些潜在问题官员的外逃行为。而且，即便在这些国家进行嫌犯的引渡审判，审理过程可以漫长到10年之久。加之贪官携钱多，追查与遣送成本高得有些离谱。

笔者建议，对每一个新增的走丢国外的官员，应保持高度警觉、高度使命感的追究态度和力度，提升追究机构本身的级别与硬件技能配制，不论贪官级别高低，在李卫民、刘荣福等尚未将国外的“安乐窝”筑暖和安稳之际，动用高级别机构介入并启动外交程序，尽快将其押回国后严肃处理、以正视听。如此，才能尽快形成一种让那些来不及去与海外亲人相聚的“裸官”们心惊肉跳的震慑场，让他们最终得不偿失、鸡飞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