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5日起，云南省政府开始向社会广泛征集群众诤言，凡对政府决策和工作失误及时提出批评，使失误得到纠正，避免失误进一步扩大或减少损失有突出贡献的，对解决全省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及群众普遍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以及其他取得重大效益的诤言，将给予奖励，最高奖金达5万元。（6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将纳谏的大门高调洞开，俯下身子送去耳垂，聆听群众诤言，甚至打开财政金钱袋，给予取得重大效益的诤言奖励，无疑这一举动折射出当地政府渴求发展的一番苦心，以及从善如流、真切接纳民意的谆谆诚意，值得肯许。但在时下讲真话的“文化土壤氛围”并不浓厚的情形之下，真正能有效操作还颇为困难，尚需一系列细化措施跟进和保障。

因为，我们虽然不必怀疑云南省政府这次首吃螃蟹、开门纳谏的焦虑而真切的用心，但我们却有理由担心一些人对待真话的“处置态度”“善后方法”。自古以来，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留下能够容忍诤言的权力者并不多，相反，因讲真话而走上窘境的却不少。历史久远的不说，单就新近发生的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等，一些官员滥用公权对百姓言论粗暴“封口”，其让人震惊的程度就非常大。

前苏联阿·巴巴耶娃说过一句话，“真话走的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对它能够一击即中；而谎言走的却是一条蜿蜒的曲径，且是偷偷地爬行，所以对它自然就难以瞄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疏导让真话大行其道，真言不受打击报复的法律意识较为淤塞的情形下，任何独行的“诤言奖”都可能是昙花一现；没有法律机制的约束和保障，甚至可能会出现有人将诤言“黑”为“谗言”。因为真言在明处行走，而“谗言”在偷偷爬行，这便有，再好的诤言也可能与“秋后算账”连在一块儿。

所以，在一定的“语境社会”里，便有一定的真言存在空间。即使是那句著名的危机管理名言“快点说、说真话”，其实对于一些环境来说，还是站不住脚,甚至有可能误人子弟。在一定的言说法治环境下,便有一定的“快点说、说真话”的公民。记得在我们悼念巴金呼唤公民讲真话的时候,心中也无法升腾起一种欣慰和信心满满的心情。按巴金说过的“浇自己胸中块垒”而去释放自己的真话，的确还需我们往“说真话的土壤”里浇灌太多的养分与智识。

任何真话融融的互动空间，均非天上掉下来，更非任何权力之“恩赐”，也不是某级政府的一两次孤零零奖赏行为所能形成。一个真话社会的氛围构筑，靠的是法律、政府、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奔走相告。但愿云南推出的这次重奖“诤言”之举，成为倡导说真话的一次先行垂范，使更多的地方和公民参与进来，使更多的“诤言”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