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中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两年来的最高值。其中，粮食价格上涨5.9%，油价上涨21.4%，肉禽类价涨26.5%，鲜蛋价涨37.1%。这一系列数字创下了年内月度新高，CPI增幅也由此连续三个月触及或突破3%的加息“警戒线”。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13日称，食品类价格有所上涨，涨幅不是特别高。它不至于引发中国通货膨胀。（6月14《新京报》）

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比照城市大量中低收入阶层每月全部收入1000元的标准，按此给周望军副司长连续发放三月的薪水，估计他是不会此般评述“肉禽类价涨26.5%”的飙升指数的。因为，肚子的饱饿状况直接决定思维的指归走向。面对买一斤猪肉由原来的六七块钱，到如今竟需达10元，而钱袋里的工资却一直不增加，对低收入民众来说，任何人搬出哪一堆“涨幅不高，不会通货膨胀”的理论数字，都难有作用。

实际上，在百姓的民生实景里，比这上述那堆冰冷的统计数字鲜活多了。“行”：百姓出行难，出行成本贵，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中国有10万公里； “岗”：收入分配不公，用人体系设置不公，制度监督不全；“屋”：存在监管缺位与“乱位”，房价涨幅高；“教”：义务教育法在一些地方成空文，类似“高校高收费逼母死在猪圈旁”的新闻仍在出现；“医”：医药虚高，近半公民有病不能就医……

显然，作为民生政策指向的相关部门，不应急着出来言说CPI此等创历史新高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而是应由表向内，去合理疏导和扎紧防范通货膨胀爆发的所有政策篱笆；不是将百姓能承受的民生成本极限作为公仆为民守夜的目标，也不是研究百姓的消费底线是多少。虽然如今大多数国人已跨过了“饿不死，冻不伤”的那级阶梯，但这些绝非一代代中国百姓所追求的生活，况且，这种低层次目标与国人齐奔小康的愿景可谓相去甚远。

各级公仆不能只管比上年同期经济增长了多少，而要看百姓生活质量提高了多少，公共机构投入到百姓民生现场的资金增加了多少，百姓民生堪负减少了多少；而一次次的民调显示，有近九成的居民认为当前物价“过高或偏高”，民众对物价上扬的“痛感”渐增；去年7月，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称，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一；今年1月底，美国杂志《国际生活》公布了去年“全球生活质量指数”，中国（内地）在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116。

一句话，CPI的增幅可谓突飞猛进，而公共民生投入去大大滞后。这些从民意与坊间里提纯的数字，呈达出百姓的疾苦。CPI的终极目标是让公民能减轻生活堪负，理性而具有忧患意识地关注CPI的不断上涨，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看作一个数字，必须将其视作百姓的“民生痛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成为数字的奴隶，才能力避那些隔靴搔痒式的官话、套话，去胸怀大众苍生、拿出切实可行的使CPI理性回归的策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