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2002年春节期间，作为长女，当时才19岁的南方某省乡村女教师徐萍为了筹集3个弟弟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此后，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直至两年后道德的自责与因卖身而染的病痛行将压垮她时才停止了卖身生涯。（2月23日《南方周末》）
　　

        这样的新闻看得人心碎！一个19岁的花季女孩瞒着家人，一边执教鞭成为乡村学生尊敬的教师，一边却为了3个弟弟的学费而出卖自己的童贞。这种非伦理的反常举动，在折磨和刺痛我们心扉的同时，折射出的是当今社会扶贫济困现状的一种“消极形态”；徐萍的“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的两个迥异的“生活切面”滴着的是艰辛的血泪。但是，为她艰辛“埋单”的不应仅是这个双肩柔弱的姑娘。
　　

       是的，老师是为孩子成长锄草浇灌的园丁，她们的行为是伟大而神圣的，而出卖肉体的女子则是可悲的，两者的身份是断不能相互叠合。然而，徐萍的身影一直在这两个时空里进出。我不愿想象，当她周六周日在都市的摇曳灯光下“做着深呼吸”，与昏浊世界忍辱折腾时，她眼前会是怎样一幅幸福憧憬？当她周一到周五回乡村教室，面对学生们那一双双清澈如水、渴求雨露的眼睛时，她又会以怎样一种心情将甘泉洒播到孩子们的心田？
　　

      此时，环绕我身旁的春天气息，几乎被徐萍的“悲痛”赶走殆尽。哀莫大于心死，徐萍的“哀”不是一次简单的精神叛逆，也非一次价值观的堕落。对于一个一月工薪仅300多元的年轻女教师来说，3个无钱上学的弟弟，便成了一个姑娘望断美好未来的“掘墓人”。对徐萍的悲凉境遇同情也好，对我们社会在面对这样的弱势个案缺失跟进关怀郁闷也罢，我们的社会离不开反思造成徐萍之悲的深层次原因。
　　

      徐萍“卖身助弟”击中的是我们社会扶弱机制的软肋？徐萍是为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去卖身的。徐萍家庭致穷的主因，一是父母的超生，二是看病贵，三是教育的昂贵支出。她是一个弱女子，更是一个被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熏陶过的人民教师，她不可能为自己的未来独善其身，不可能不顾父母处境和3个胞弟的求学命运去拥抱幸福未来。

      而此时，本该有一双社会温暖之手伸过来拉徐萍一把，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还是常见的爱心扶助的群体性缺位。徐萍作为长女，在这个令人沮丧的“缺口”面前，能拽动这个贫困家庭继续正常运转，能让3个弟弟能继续背起书包，能走通的路径也许只有一条：把自己人格和师道尊严从躯体中掏空，出卖自己与生俱来的年轻肉体，其它别无选择。
　　

      现在，徐萍因“魔鬼经历”所染下的疾病已基本康复，我们祝愿她尽快丢掉痛苦记忆回到她平静的生活中去。而且我们相信，在公众的关注下，随着徐萍的3个弟弟逐渐长大并走上工作岗位，徐萍的悲剧应尽快结束。我们需要搭建的是防止另一个徐萍出现的扶弱预警机制。因为，在当前看病难、学费高、房价贵的多重压力下，这样的悲剧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